杜甫诗歌全集  已完结

杜甫的詩，人稱『詩史』。唐人孟《本事詩·高逸第三》中早就說：『杜逢祿山之難，流離隴蜀，畢陳于詩，推見至隱，殆無遺事，故當時號為「詩史」。』宋人胡宗愈《成都草堂詩碑序》也說：『先生以詩鳴于唐，凡出處去就、動息勞佚、悲歡憂樂、忠憤感激、好賢惡惡，一見于詩，讀之可以知其世，學士大夫謂之「詩史」。』杜詩被稱為『詩史』，在于具有史的認識價值。他描寫了安史之亂前後的許多重要事件，描寫了百姓在戰爭中承受的苦難，以深廣生動、血肉飽滿的形象，展現了戰火中整個社會生活的廣闊畫面。常被人提到的重要的歷史事件，在他的詩中都有反映。至德元年（756）唐軍陳陶大敗，繼又敗于青阪，杜甫有《悲陳陶》、《悲青阪》；收複兩京，杜甫有《收京三首》、《喜聞官軍已臨賊境二十韻》；九節度兵圍鄴城，杜甫寫了《洗兵馬》；後來九節度兵敗鄴城，為補充兵員而沿途征兵，杜甫寫有『三吏』、『三別』。

杜詩不僅提供了史的事實，可以証史，有些還可補史之不足或失載，如《三絕句》中寫到的渝州、開州殺刺史的事，未見史書記載，而從杜詩可見安史之亂後蜀中的混亂情形。《憶昔》則描述了開元盛世的繁榮景象：『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九州道路無豺虎，遠游不勞吉日出。齊紈魯縞車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這是常被史家用來說明開元盛世的一首詩。寫時事，不始于杜甫；但是到了杜甫，才以如此廣闊的視野，並如此頻繁地寫時事。

當然，作為『詩史』，杜詩絕非客觀的敘事，用詩體去寫歷史，而是在深刻反映現實的同時，通過獨特的風格表達出作者的心情。清人浦起龍說：『少陵之詩，一人之性情，而三朝之事會寄焉者也。』（《讀杜心解·少陵編年詩目譜附記》）杜甫的詩涉及玄宗、肅宗、代宗三朝有關政治、經濟、軍事以及人民生活的重大問題，無不浸透了詩人的真情實感。例如杜甫中年時期的傑作《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和《北征》，里邊有抒情，有敘事，有紀行，有說理，有對于自然的觀察，有對社會矛盾的揭露，有內心的衝突，有政治抱負和主張，有個人的遭遇和家庭的不幸，有國家與人民的災難和對于將來的希望。這兩首長詩包含這麼多豐富的內容，作者的心情波瀾起伏，語言縱橫馳騁，証明他在這不幸的時代，面對社會的種種現象都敏銳地發生強烈的感應。這樣的詩是詩人生活和內心的自述，也是時代和社會的寫真。

杜詩的形式多種多樣。他令每種詩的形式都得到了新的發展。在五言古詩里，他善于記載艱苦的旅程、社會的萬象、人民的生活以及許多富有戲劇性的言談動作，最顯著的例子是《羌村》、《贈衛八處士》、『三吏』、『三別』等。在七言古詩中，他擅長抒寫或豪放或沉鬱的情感，表達對于政治和社會的意見，如《洗兵馬》、《茅屋為秋風所破歌》等。五、七言律詩占杜詩的一半以上，功力甚深。五律已見于杜甫的漫游時期，七律名篇多產生于到達成都以後。杜甫深厚的感情在五律中得到凝煉，在七律中得到充分的發揚。五律名篇有《春望》、《天末懷李白》、《春夜喜雨》、《水檻遣心》、《客夜》、《旅夜抒懷》、《登岳陽樓》等；七律名篇有《蜀相》、《聞官軍收河南河北》、《登樓》、《閣夜》、《詠懷古跡五首》、《白帝》、《諸將五首》、《秋興八首》、《登高》等。杜甫還寫了許多五言排律和多首七言排律，使排律得到很大的發展，其中《秋日夔府詠懷寄鄭監李賓客一百韻》長達一千字。杜詩中的絕句基本上都是在漂泊西南的最後十一年所寫。由于古詩和律詩的巨大成就，杜甫的絕句往往不被人注意，但是在即景抒情、論詩懷友、吸取民歌精華等方面，杜甫的絕句仍有不少貢獻。

『詩仙』李白和『詩聖』杜甫，歷來公認是唐代詩壇上的雙子星座。李詩不假人工，如行雲流水，是後人可慕而不可學的天才美、自然美。而杜詩沉鬱頓挫、深刻悲壯、氣勢磅礡，卻又嚴格收納在工整的音律節奏中，抑揚開闔、起伏呼應，都合乎于規矩，是人人可學的人工美、藝術美。羨太白之灑脫超俗者，多推崇李白。慕子美之學深品正者，推尊杜甫。正如嚴羽《滄浪詩話》所說：『太白不能為子美之沉鬱，子美不能為太白之飄逸』。

杜甫把詩看作是他終生的事業，自稱『詩是吾家事』（《宗武生日》）。從七歲學詩，直到去世前夕，他從未停止過寫詩。他既有豐富的生活經驗，又肯在藝術上狠下功夫，自稱『語不驚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勢聊短述》），『新詩改罷長自吟』（《解悶十二首》之七）。杜甫確實憑借著他瑰麗的詩歌，永遠活在了我們的文學史上，成為中華文化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