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诗的忧思

李东海
2010-05-17 12:45   分类:小品   阅读:3104    作者文集
  内容提要:新诗走入低谷,诗坛失去了往日的辉煌,令人忧思。忧思之一:诗人思想涵养不足,难以深刻地感知生活,感情底蕴不厚,难以产生滂沛的诗情,导致新诗缺乏深刻的思想和饱满的感情。忧思之二:诗人远离现实,扣不准时代的脉搏,导致新诗题材狭窄,创作源泉日益枯竭。忧思之三:诗人的创作理念违背了“人民性”的原则,内容上不能反映民情民意,形式上背离了人民大众的审美意趣,导致新诗自绝于人民大众。忧思之四:新诗创作和新诗评论受西方形式主义文论的影响,导致新诗脱离民族的社会历史环境,背离了民族的文化心理传统,使诗走入了形式主义误区。
  
  中国是一个诗歌的王国,但中国诗坛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凋零衰败,中国人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讨厌诗歌。近几年来,90%的文艺刊物不得不压缩诗歌版面,100%的诗刊和诗集面临滞销。书店中有不少诗集的下一个去处很可能是造纸厂。还有不少诗集,据说能够耐着性子读完的只有三个人:作者本人、责任编辑和校对人员。各种杂志上刊登诗歌那一页,一般是要被读者随手翻过去的,是“多余”的一页,是最不受欢迎的一页。如果到我们的人民大众中去调查一下,去问一问我们的普通农民、普通工人、普通士兵、普通公务员,问他们知道几个当今诗人的名字,问他们会背诵几首当今的诗歌,问一问当今诗人在他们的印象中是什么样的形象,他们会告诉你说:诗歌已经成了梦呓,成了偈语;诗人,已经成了怪物,成了“神经病”的代名词。
  在千帆竟发的文学海洋里,诗歌的航船已樯倾楫摧。无可奈何的诗人们,或在汹涌的波涛中挣扎,或“弃暗投明”,转而登上别的海轮。
  本应百花争艳的诗歌园地,现在为什么如此荒芜?诗歌、诗人,为什么到了如此尴尬的地步?这不能不令人思考。
  当然,我们可以为新诗辩护:商业化的时代,读者的浮躁心态,庸俗的大众文化占据了广阔的文化市场,影视艺术的强劲冲击,等等。这些理由都是有力的。但我们不应该忘记辩证法的一个基本原理:外因只是条件,内因才是根据。在最理想的外在条件下,石头也孵化不出小鸡。新诗也是这样,我们不妨更多地从新诗自身,从诗人自身考虑,而不要简单地归咎于外在原因,这可能对新诗发展更为有利。
  
  忧思之一:新诗缺失了思想内核和感情底蕴
  
  诗歌内容空虚,缺乏思想魅力,缺乏感情底蕴,是目前诗歌的首要问题。
  诗歌对于一个真正的诗人来说,应是时刻跳动着的精神心脏。当感情的激流流经脑海时,诗人应在急流汇合处高筑起思想的水电站,当激情的急流倾泻直下时,心灵的发电机会产生强大的电流,从而使读者心中灯火辉煌。这才是照耀时代的光明之诗。“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汉青”,“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这些诗句,读来使人肃然起敬,使人为之一振。之所以如此,关键在于它的崇高的思想、厚重的感情感染了读者。而现在的诗歌,常常是无病呻吟,空发议论,隔靴搔痒,回避矛盾。因为缺乏思想性,诗句就黯然无光,索然无味。难怪人们慨叹:“中国的诗人退化了!中国的诗歌退化了!”是的,现在的诗歌中没有了“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的真挚感情,没有了“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浩然正气,没有了“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苍劲和深沉。
  诗人思想涵养的贫乏,艺术见解的幼稚,使他们无法找到新的精神支点,造成了诗歌精神内涵的缺失。而作品思想的贫乏,往往要借助形式的奇巧来掩饰。一些诗人以“回归本体”为借口,以纯粹的语言形式操作取代诗歌本身,将诗歌引向了形式主义的迷津。
  由于缺少思想的统摄与支撑,不少诗人在无目的的做着“精神漫游”,在“跟着感觉走”。有的诗作在搞意象的堆积,使诗中意象稠密得让人透不过气来,意象之间毫无瓜葛,“朦胧”得让人无迹可求。
  还有一些诗人在语言刀刃上游戏逞能,才子气、工匠气十足,就是没有厚重的思想,没有真诚的情感。这种诗已被人们称为“塑料诗”。
  还有一些诗人,以铺排文化风景、风情、风物、风俗为乐事,忽而陶罐,忽而悬棺,忽而敦煌,忽而秦俑,忽而莫高窟,忽而恐龙蛋,文化风物充满字里行间,实际上毫无新意,无非是用所谓“寻根”去找神秘,找文化,找史诗。可惜因诗人对于思想文化的敏感度较低,导致他对于驳杂的对象难以有深入的情感体验与理性把握,因而常常是沉浸于风物之中而不能超乎风物之外,将诗歌蜕化为只具有民俗价值的自然历史形态展览。实际上,这些诗不过是一种装腔作势的卖弄。正像是一个毫无历史见解的人以罗列历史事件来写历史,读来必然是见事见人而不见思想。由于文化积累与史识的浅薄,注定他们难以企及史诗的辉煌与成熟,只留下一些故作高深的难以阅读的文化堆积物。
  失去了思想的烛照去观照历史文化,不可能获得真正的史识,没有真正的史识,不可能写出真正的史诗。
  由于新诗不讲格律,所以诗与非诗似乎没有了明确的界限。这就可能为一些根本不知诗为何物的人提供了挤身诗坛的“良好机遇”,并且如果冠以“先锋”“前卫”“革新”等旗号,还能得到一些“评论家”们的喝彩。在诗与非诗的泥沙俱下中,这些“诗”可能比真正的诗还要金光耀眼。这里有随手抄下的两首所谓“诗”中的句子:
  一岁断奶/二岁进托儿所/四岁上幼儿园/六岁成了文化人。/穿短裤/穿汗衣/穿长裤/穿拖鞋/解手/挤牙膏/含水喷水/洗脸看镜子/抹润肤霜/梳头/换皮鞋
  我真不知道这样的文字为什么能称为“诗”,并且能堂而皇之地发表!
  《1998年诗歌年鉴》收录了杨黎的一首诗《大声》:
  我们站在河边上/大声地喊对面的人/不知道他听见没有/只知道他没有回头/他正从河边/往远处走/远到我们再大声/他也听不见/我们在喊。
  连这样的“诗”也能载入“年鉴”,指望流传千古!我们实在为当今的诗坛悲哀。面对这种诗坛现实,读者们只有“含泪微笑”。不知发表这些诗的编辑们和吹捧这些诗的评论家们手拍胸膛,扪心自问,能否心安理得!真不知道你们的诗歌理念到底是什么?这到底是诗,还是文字垃圾?!
  在时下的不少诗人看来,没有比写诗更容易的事了。抓起一把汉字,哗啦一撒,就是一首诗,并且还能被冠以“探索”“创新”“尝试”等名义。在一个小品中,当人们问一个叫“寒心”的诗人为什么要写诗时,他答:“文化低,识字少,别的事啥也不会,只好写诗,容易些。”
  这个小品就是一个“诗评”。这种特殊的“诗评”形式真让人们痛快淋漓!
  在现在的诗坛上,没有了神圣与崇高,没有了艺术规范。在这抛弃一切束缚的园地里,“诗人”们可尽兴地随地大小便!
  什么“后现代派”,什么“莽汉派”,什么“撒娇派”,什么“非非派”,什么“第三代”“新生代”,令人想到文化大革命中众派林立的文盲加流氓的红卫兵组织。
  新时期文学20多年来,成绩最差的是诗歌,最不受欢迎的文学品种也是诗歌。现在,新诗正在走向穷途末路。人们担心,新诗会不会在不远的将来在没有挽联,没有花圈,没有眼泪的情况下悄然离去。如果真会那样,那么时下新诗的创作者以及那些胡吹乱捧的评论家们正是新诗的掘墓人!
  诗歌的权威来自诗人的权威,诗人的权威来自诗人的货真价实的精神思想的种子。
  目前诗歌要走出困境,走出泥沼,诗人首先应有崇高的思想境界,丰厚的思想底蕴,饱满的思想感情。
  诗歌不需要压抑的粉饰,不需要刻意的装潢,不需要逸辞虚丽。需要的是屈原的赤胆忠心,李白的磊落襟怀;需要陆游“位卑未敢忘忧国”的黎庶之忧,需要鲁迅“我以我血荐轩辕”的赤子之情。
  请让我们再读一遍叶挺将军的《囚歌》吧:
  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
  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
  一个声音高叫着——
  爬出来吧,给你自由!
  我渴望自由,
  但我深深地知道——
  人的身躯怎能从狗洞里爬出!
  我希望有一天,
  地下的烈火,
  将我连这活棺材一齐烧掉,
  我应该在烈火与热血中得到永生!
  这首诗连韵都不押,可是有成千上万的人能背诵下来,关键在于诗中表现出来的崇高思想境界和大无畏的精神震撼了一代又一代人。
  请我们再读一遍陈然的《我的自白书》吧:
  任脚下响着沉重的脚镣,
  任你把皮鞭举得高高,
  我不需要什么自白,
  哪怕胸口对着带血的刺刀!
  人,不能低下高贵的头,
  只有怕死鬼才乞求“自由”;
  毒刑拷打算得了什么!
  死亡也无法叫我开口!
  面对死亡我放声大笑,
  魔鬼的宫殿在笑声中动摇;
  这就是我——一个共产党员的自白,
  高唱凯歌,埋葬蒋家王朝!
  作者的感情在这里如火山爆发,岩浆四溅,烈焰炽人,烧焦了世间的一切怯懦与猥琐;如黄河决堤,波涛汹涌,冲刷着一切世俗的污泥浊水。读了这样的诗,我们心潮澎湃,我们热血沸腾!它能使读者的思想感情顿时得到升华。
  写诗应先有“诗情”,后有“诗艺”,诗情是审美化的感情。如果没有足以使自己冲动的激情,只在文字上苦心经营,标新立异,能写出好诗吗?什么“天鹅绒的悲哀”,什么“绿色的音符”,恐怕诗人自己也未必体验过这种“通感”,怎么能感动读者?
  表现内心感情是诗歌的特长,补短必须以扬长为前提,否则,叙事它比不过小说和报告文学,讽刺它比不过小品和杂文。诗人应加深对现实生活的审美化地把握,做到感情的真挚性与思想的深刻性的统一。诗人应对生活有独到的深邃的情思,使自己的整个灵魂“燃烧”起来,而进入一种神思奔涌的境界,才能写出感人动人的诗篇。
  文革后期,女共产党员张志新因坚持正义,义无反顾地揭露四人帮的罪恶,结果被枪杀了。临刑时还高呼口号,结果被刺刀割断了喉管。针对这桩冤案,诗人雷抒雁写了《小草在歌唱》:
  我们有八亿人民,
  我们有三千万党员,
  七尺汉子,伟岸的像松林一样。
  可是,当暴风雨袭来的时候,
  却是她,冲在前边,
  挺起柔嫩的肩膀,
  肩起民族大厦的栋梁!
  …………
  她把带血的头颅,
  放在天平上,
  使所有的苟活者,
  都失去了重量。
  读了这样的诗句,像是一条条皮鞭抽在我们的心上!这是对灵魂的叩问!这是对良心的审判!我们怎能不受到强烈的震撼?它逼人思考:为什么在政治风暴袭来的时候那么多的“七尺汉子”竟俯首折腰,随风而倒?为什么那么多的明哲之士竟装聋作哑,独善其身,麻木不仁?在这里,真正打动读者的,是诗人的激烈的壮怀,滂沛的真意!它像电光石火,点亮了读者的心灯。说到底,它的感人之处在于思想的力量,在于思想的冲击力,穿透力,震撼力。
  要知道,诗无非是思想感情和思想见解的一种表达形式而已。没有真情实感,没有真知灼见,就不会有好诗。这就是有些诗人呕心沥血、搜肠刮肚也挤不出一首好诗的原因。
  思想见解在哪里?就在对纷繁世事的体验思考之中。思想为本,诗为表。诗人难道还不理解写诗“功在诗外”的道理吗?不在思想内涵的提炼上下功夫,只在语言形式上刻意雕琢,那将是南辕北辙!
  
  忧思之二:新诗脱离现实生活,创作源泉枯竭
  
  当今诗歌的另一个突出问题,就是脱离现实生活。
  现在有些诗歌设置的蒙昧旷远的境界,任你使出浑身解数,也难以谛听到现实社会的风声雨声。当今的诗人们太专注于诗了,甚至于弃万物而不关心。他们只觉得,我是诗人,我的职业是写诗而已。这样地专职于诗,而不关心国计民生,站不到时代的潮头,听不到时代潮汐的轰鸣,感觉不到国内外各种思潮的冲击和震撼,看不见人生百态,听不见老百姓的哭笑怒骂,听不见现实生活的涛声,自己对社会生活毫无见解,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能写出好诗,那才是怪事呢!
  80年代后期有一位诗人,长期在北京郊区昌平县离群索居,在他的房间里,没有电视机,没有收音机,没有录音机。他也不喜爱任何文体活动,甚至也不会骑自行车。他就在这个远离现代文明、远离人间烟火的“象牙塔”中冥思苦想,苦苦吟诗,吟诵着自己的忧伤,吟诵着自己的凄惨,吟诵着自己的梦。有一次,他也许孤独到了极点,开始怀念起人群,怀念起人间宴席的氛围,便踯躅到一家酒店,和老板商量:“我在这里朗诵我的诗,你能否给我一杯酒喝?”老板客气地说:“我可以给你酒喝,但你千万别在这里念你的诗。”诗人茫然了。后来,这位诗人在山海关卧轨自杀了。
  可悲乎?可叹乎?可惜乎?可怜乎?可笑乎?
  与现实如此隔膜的诗人,能作为时代的喉舌吗?
  诗人们,你们为什么不能将笔锋直指现实?面对官僚主义、特权作风,面对以强凌弱的人间丑行,面对买官卖官、权钱交易、腐化堕落的人间蛆虫,你们躲到哪个鬼旮旯去了?你们为什么要闭目塞听?为什么要装聋作哑?诗人们,请你们走出象牙塔,离开莫高窟,放下恐龙蛋,到现实生活中去感受一下时代的风雨雷霆吧!
  远在1200年前,白居易就提出了“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的创作原则,而且身体力行,勇于实践,写出了不少针砭时弊、为民请命的不朽诗篇。实际上,自《诗经》诞生以来,凡是能引起强烈反响的诗歌,有哪一篇是超乎尘世的呢?所以,白居易的这个创作原则今天仍然实用。当今诗歌创作之所以萧条冷落,不少诗歌之所以失去读者,诗歌的天地之所以越来越小,诗歌的路子之所以越来越窄,难道不是因为诗歌脱离时事、距现实生活越来越远吗?
  那么,诗歌该怎么办?办法就是:贴近、再贴近现实生活。
  诗人应置身现实生活,观察现实生活,感受现实生活,反映现实生活。再也不能只生活在自己的幻觉中,只生活在自己织成的网中。
  我们的电影中,电视剧中,小说中,报告文学中,有波澜壮阔的生活画卷,有惊涛拍岸的改革大潮,有正义与邪恶的殊死搏斗;有咬牙切齿的恨,有不共戴天的仇;有撕心裂肺的痛哭,有火山爆发的激情;有感天动地的冤屈,有惊心动魄的斗争;有声泪俱下的诉说,有怒发冲冠的痛斥;有血气方刚,有大义凛然。而这些,我们的诗歌中有吗?我们的诗歌为什么要自动逃避这些“大”题材?为什么我们的诗歌就只能写一些花呀,草呀,小溪呀,涟漪呀,鸳鸯蝴蝶呀,卿卿我我呀?当然,我不是说“小溪”不能写,因为生活中既有“大江东去”,也有“小桥流水”;既有虎吼雷鸣,也有莺歌燕语;既有惊涛骇浪,也有涓涓细流。我是说我们的诗人们为什么只见“小溪”而不见“波涛”?为什么只见小桥流水,只见莺歌燕语而不见虎啸雷鸣?诗歌为什么要把具有重大社会意义的题材拱手让给其他文学体裁?诗人们为什么这么小家子气!这就难怪人们要骂诗人们是“缺钙”,是“肾虚”,是“阳痿”;是花花公子,是奶油小生;是小白脸,是神经病!
  可能有人会说:“你主张的是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而诗歌的创作方法应是多元的,不能一花独放。”不对!只有具有鲜明的时代性的作品才具有永恒的价值!李白可算得上是典型的浪漫主义诗人了吧,但李白的伤感,悲痛,愁苦,烦忧始终和当时的社会现实息息相关。李白的情绪代表了当时的一种社会心理,从这些社会心理中折射出了当时的社会现实。从李白诗歌的字里行间,我们看到了翻腾的时代风云,从李白烦忧怨愤的琴弦上,我们听到了乱世之民的呻吟和怒吼。远离时代,远离现实,就永远扣不准时代的脉搏,就永远创作不出影响时代的作品。
  
  忧思之三:新诗脱离人民大众,疏远读者
  
  当今诗歌衰微的再一个原因,就是诗歌脱离人民群众。
  20世纪80年代以来,诗歌的面目越来越模糊,人们越来越不知道什么是诗了。诗人们还明确提出了“三逃避”“三超越”的创作原则:“逃避知识,逃避思想,逃避意义;超越逻辑,超越理性,超越语法”。可想而知,普通的工农兵人民大众怎么能接受他们这样的诗歌!诗人们的“逃避”和“超越”实际上是逃避和超越人民大众!
  在这一创作原则指导下,一批诗人们过于强调抒写个人的心灵体验,滋长起了严重的自恋情结,将诗当作个人闲情和隐私的生发器。除了嘲弄、无奈、野性、媚俗之外,就是小儿梦幻式的想象,小打小闹的自娱以及个人欲望的暴露宣泄。诗歌中没有了对人民利益的终极关怀,没有了为民请命的真诚的使命感,没有了对天下生灵的忧患意识,而有的多是琐碎平庸的生活,浅薄幼稚的情趣。
  强调心灵体验,强调个体意识,这本来无可非议。但个体意识如果不与人民大众的意识交融,就难以得到读者的认同。疏远人民的艺术,必然被人民所疏远。无关人民痛痒的诗歌,当然引不起人民的反响与共鸣。这是再明白不过的道理了。
  《孟子·离娄下》中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意思是说,诗人们如果停止了从民间采诗,诗歌也就消失了。它指出了诗歌脱离人民群众后的后果就是导致诗歌的灭亡。如今的诗坛空前沉寂,隐隐约约可见几处萤火,就是不见灯塔、火炬和太阳;悉悉索索有几处秋虫哀鸣,就是听不见狮吼、虎啸和雷鸣。撼人心魄的惊世之作与拳头诗人仍然虚位。其根本症结在于诗歌与社会脱离,与民族传统脱节,与人民群众的审美心理脱节。
  大家还记得,1976年,诗突然牵动了十亿中国人民的神经,举国上下都在传抄着一首20个字的诗:
  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
  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
  至今还有不少人可以背诵下来这首诗。为什么?那是因为“天安门事件”牵动了全国人民的心,这首诗表达了全国人民的感情。而现在的诗歌确是自娱多,娱人少。他们把诗歌创作变成了知识的炫耀,文字的游戏。这就难怪它会拒人于千里之外!
  现在你能看到几首让读者感同身受的好诗?如今的诗歌,要么抒发个人的小感觉、小情调,让人浑身起鸡皮疙瘩;要么胡乱模仿国外的这“主义”那“流派”,让人头昏脑胀,不知所云;要么情节拼凑,胡思乱想,自鸣得意。读者能不敬而远之吗?
  大家可以看一下2006年11月10日人民日报第12版刊登的一篇报道《互联网上出现“写诗软件”,受到人们质疑——只要能敲字,人人可写诗?》。说的是记者近日点开某网站文化频道,“您,一位国家级诗人,请为最好的朋友赋诗一首”的字样映入眼帘。页面上共有华丽、蒙胧等30种“风格”以及蒙胧诗人、豪放诗人、现实主义诗人等26种“头衔”可共选择,记者随意选了两种“风格”和“头衔”,按照系统提示输入了几个关键词,点击“吾诗已成”,不一会儿,“您的大作新鲜出炉”字样就跳了出来。
  据了解,这个名为“猎户星免费在线写诗软件”推出至今,已自动生成了近30万首诗歌。软件的编制者是长沙一名普通的电脑程序员——“猎户”。在“猎户”眼中,当代的诗歌就是打乱语文常识中的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的搭配习惯,混淆语法关系,“搭配越乱越好,越离奇越好,没有其他玄妙!”
  在一个写诗网站的首页赫然写着“读多了诗坛上那些哼哼叽叽不知所云的诗歌,我们才知道读不懂就是当代诗歌本质,胡乱搭配就是当代诗歌的法宝。在没有大师的年代,我们让所谓的诗人滚开!现在,我们自己也会写诗!”
  不需要文学修养,不需要生活积累,不需要感情体验,不需要艺术构思,更不需要字斟句酌,只要手按键盘,进入电脑程序,一首诗歌就可以从流水线上生产出来!大家想想,这种写诗软件的出现,是当代诗坛的盛事呢,还是当代诗坛耻辱?
  这是砸诗人的牌子!
  这是撕诗人的脸皮!
  这是打在诗人正脸上的响亮耳光!
  这是对当代诗坛的无情嘲讽!
  面对写诗软件,有些诗人们会不会哭道:“我的饭碗啊!”
  面对写诗软件,老百姓会不会对诗人说:“叫你再装神弄鬼混饭吃!”
  感谢“猎户”!感谢“猎户”!感谢“猎户”!
  有些诗人会说,诗人写诗不能迁就读者,不能“媚俗”,不能“低就”读者的胃口。我觉得,这是把读者看扁了!什么叫雅?什么叫俗?你把自己当阳春白雪,把读者当下里巴人,本身就没有摆正自己的位置!你不能老骂读者“眼瞎”,“不识货”,你写出来的诗没人看,或没人能看懂,那是白糟蹋纸张!那是“于事无补费精神”!这些诗人只不过起到了把好纸变废纸的作用罢了,是制造垃圾!是文学上的环境污染!诗人们,为保护森林起见,不要再浪费纸张了!为保护环境起见,不要再制造垃圾了!
  一般人自恋不要紧,搔首弄姿,顾影自怜,顶多让人觉得可笑而已,诗人就不同了,你向社会提供的是精神产品,是要“以优秀的作品感染人”的,你的作品起码不能让多数人反胃!
  鉴于此,我们的诗歌必须发扬民歌传统,关心人民生活。我们的诗歌需要从书斋走向市井,从闺阁走向田野。
  近几年来,在诗歌逐渐衰微的过程中,民谣却又逐渐繁荣起来;在诗歌没人理睬的时候,民谣却受到人们的青睐;在诗集“压架”的时候,民谣选集却成了畅销书。这难道不值得诗人们深思吗?
  民谣之所以得到人们的喜爱,其根本原因在于民谣的“人民性”,它产生于民众,传播于民间;反映的是国计民生,表达的是民情民意。它的题材来源于街头巷尾,田间地头,茶楼酒肆。因而也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因为,“从血管里流出来的都是血,从水管里流出来的都是水”。要写出人民的心声,需要诗人自己的心脏和老百姓的心脏同频率地跳动。我们的诗歌要复兴,恐怕还得继承民谣民歌的优秀传统。
  我国的诗论,在30年代有过诗歌大众化的讨论,在40年代有过诗歌民族化的讨论,在50年代有过诗歌向新民歌学习的讨论。后来关于诗歌人民性的讨论一直没有中断过。我国的新诗人中,30年代有殷夫、臧克家,40年代有艾青、田间,50年代有贺敬之、郭小川。他们的诗,关乎世风民心,传达百姓情绪,包含了丰富的社会内容。他们的诗是一幅全方位多角度展示社会生活的语言画卷。这正是对民歌优良传统的继承。
  一个伟大诗人的身后,总有一个割之不断、拂之不去的若隐若现的民间,诗人们的“无边心事”是“连广宇”的,是连结着无限广大的世界宇宙的,是连结着天下苍生的。电视剧《铁嘴铜牙纪晓岚》的主题歌中有一句歌词:“心存百姓的人,百姓心中自有你”,真是一语道破玄机。心忧天下黎民百姓的诗人,自然会得到人民的爱戴;那些不关心人民群众的诗人,饿死活该!如果你不想饿死,那么该干啥干啥去!捡垃圾,掏大粪,看厕所,扫大街,干啥不比你哼哼叽叽说梦话有意义?!
  
  忧思之四:新诗受形式主义文论影响,走入理论迷踪
  
  新诗衰微的第四个原因是走入了理论迷踪。理论来源于实践,理论又指导实践。新诗的创作不可能不受当下各种文艺理论的影响。有些文艺理论,生在西方,长在西方,把它移植到中国以后,缺乏相适应的民族历史文化土壤,诗人们用这种“洋理论”来指导自己诗歌创作实践,难免走入泥沼。
  随着20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社会氛围的形成,文艺界迅速掀起了一个引进西方文艺理论的高潮。一时间,西方文艺思潮滚滚而来。以致有人惊叹:“我们在短短几年里,几乎走完西方文艺理论百年嬗变的路程。”诚然,对诸种新理论、新观念的引进,确实为人们的理论求索增加了可资借鉴的参照系,使我国文艺理论界再次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可喜局面,给我国的文学创作、文学批评带来了“八面来风”。但是,也应该看到,由于对新理论新方法急于引进,急于投入运用,所以往往来不及对其进行全面地消化,深刻地分析,认真地选择和科学地整合,以致常常在西方新潮理论的诱惑下,忘记了中国的文化历史环境与社会心理环境,从而给我们的文学创作和文艺评论造成了一定的迷失。这是值得认真总结的教训。
  我国近十几年的诗歌创作和诗歌批评主要来自形式主义文论的影响。
  形式主义文论与马克思主义文论对文学的分析有着不同的切入点。形式主义文论不像马克思主义文论那样高度关注现实生活和现实人生,而是关注个体的自我感受、自我体验和自我想象,具有逃避现实的审美倾向,主张不问社会背景,回到作品自身。在形式主义者作家看来,唯有淡化社会现实题材,才能回到文学的本体,才能写出真正有文学性的作品,才能显示出文学作品自身的意义。于是,他们片面地推崇题材的心灵化,语言的情绪化,描写的意象化,结构的随意化,极力淡化人物,淡化情节,淡化主题。他们力求通过“内在心象”的创造与语言的独特组合,实现非社会化、非历史化的“审美意趣”。这些理论严重影响了近十几年来的诗歌创作。造成诗歌创作与诗歌评论的迷失。面对当前的诗歌作品,读者无法对语言与概念之间的关系作出判断。作品的意义由于失去与现实、历史的内在联系而变得模糊不清。由于强调作品文本意义的不确定性,那么作品文本就不再是有意义的实体,而是一个永远不能固定到一个中心意义上去的魔方。
  形式主义的诗歌创作,反叛了“文学表达时代精神”的现实主义传统。他们试图在“语言”这块基石上建立自己的“独立”的文学大厦,而把文学的社会意义完全抛弃了。他们只把作品文本理解成文学的“核”,想在远离社会的情况下为读者创造一个纯粹的符号世界,而事实已经证明了他们的世界是“荒无人烟”的,是没有生命力的。如果把语言附着在飘忽、零乱的意念上,那语言只不过是一堆僵硬的线条和含混的噪音而已。
  我国八九十年代的诗歌创作,一反过去对“写什么”的强调,而特别注重“如何写”。在创作方法的选择上,一反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传统,而崇尚和选择了纯粹形式主义的创作理念。他们不讲究对现实生活环境作真实的描写和典型概括,而是淡化对现实生活的描绘。他们说什么“这样做既可以给诗人以无限的创造空间,又可以超越现实,还能给读者留下更大的审美再创造的余地”。殊不知,他们有意淡化甚至隐去现实生活,从而使作品因缺乏现实生活之光的照亮而显得灰暗、晦涩,由此导致了大量读者因无法解读而兴趣索然,避而远之。对此,我们不能采取贵族式的、经院式的辩解,说什么“文学的意义是不能根据一个时期大众读者的欢迎程度来估量的”。我们必须承认,正是形式主义的创作方法和表现形式使得我们的一些新潮诗作在表现内容上日渐狭窄,在表现形式上呈现出迷乱、模糊、不确定性等弊端,影响了读者的阅读兴趣。
  我们的诗歌究竟如何才能走出这一迷途呢?我想,主要是不要再迷恋于“神秘体验”,要严肃认真的研究和体验社会大变革中复杂的现实生活和人生,然后用一种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来照亮它,统摄它,描述它,升华它。如此,我们或许可以避免单纯形式主义创作方法所造成的晦涩难解,也可拭去作品中悲观、绝望、灰暗、神秘的油泥,而给人以开阔、明亮、崇高的审美意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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