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仰望:九原已作鬼犹雄

万志敏
2012-04-03 22:58 分类:历史  阅读:2162  作者文集
  迄今一百年前,中华民族正处在帝制推翻、民国肇始、列强环伺、政局板荡的时期,其时政体屡易、经济衰败、水旱时作、国弱民疲,正是“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万花筒时节。中西文化交织日盛,新旧思想碰撞渐深,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诸多领域,出现了一大批特立独行、卓而不群、狂狷恣性、奋发有为的士林精英,他们的身影虽然渐行渐远,但是拂去尘封,刮垢磨光,他们的影响却越来越引起了研究者的注意,其思想言行尤其值得后来的人们深思和借重。
  所谓民国人物,我想大体上指在民国前后乃至到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仍然活跃在各个领域的人物。开列一份这样的民国人杰清单是容易的,随口都能举出一串人名:梁启超、章太炎、邹容、徐锡麟、秋瑾、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辜鸿铭、陈垣、陈寅恪、胡适、傅斯年、张謇、张季鸾等。开列一份这样的民国人杰也是不容易的,因为沧海横流的时局,纷纭复杂的领域,大小不一的功业和影响,加上研究者的选题眼光等因素,都很难用几页纸来罗列尽这些人物,即使是蒋介石、陈立夫、陈果夫、胡宗南、孙立人、邱清泉、黄维等,我以为也足以跻身其中。正值国家疲弊、民不聊生的际运,身怀传统的国学血脉,承接西风东渐的熏染,尤其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救世济民情怀和狂狷不群的“士节”,他们是真心想做一番事业的,也确实在历史的舞台上演绎了轰轰烈烈的一幕幕壮剧。
  明代文人张岱尝言:“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探讨民国人杰的思想体系、功业价值等等,我不是专门的研究者,难以下笔。仅就散见于各类书报的民国人杰逸事奇闻,撮举一二,以见他们“癖”中的“深情”和“疵”里的“真气”。时至清明,在中华民族的祭台上,百年仰望,回想这些驰骋于历史深处的人物,其功业、价值、操守等虽有褒有贬,但是“九原已作鬼犹雄”,他们的凛凛生气犹在,烈烈精神常存,是足以俎豆千秋,血食万古的。
  我每常感叹,凡在中国历史上的动荡时期总会“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群雄并峙,各擅胜场,凡在中国历史上的政治“清明”时期,鲜有仗马之鸣,群体阉寺。西方有一位名人说,凡是那些过往历史读起来平淡的民族是幸福的民族。如挪威、瑞典等国家的历史学家是可怜的,他们研究的选题少,而中国的历史学家是幸运的,因为研读中国历史总有那么多大事、要事,有那么多的名人、要人,总有钻不完的课题研究。现今的中国老百姓也是幸运的,每天在荧屏上总有看不完的帝王将相,看不完的后妃嫔嫱,看不完的英雄传奇,看不完的覆盆冤狱。民国人杰出现的时代能被后人时时翻起,点检评析,从这个角度来说,他们生活的时代是痛苦的,国家不幸学人幸,梅花香自苦寒来,他们以自身的辛酸遭际,滋长着学识学养、坚守着性格性情,留下了一段又一段士林佳话。
  人生欲成就事业、保持本色,必由“痴”而“癖”,“癖”而“癫”,“癫”而“狂”,“狂”而“疯”。以“深情”和“真气”行事的民国人杰把这些演绎到了极致。
  一是风骨傲世。章太炎是灵光岿然的国学大师,也是出了名的不合时宜的“章疯子”。他曾七次遭通缉,三次被囚禁,令统治者极端头痛。骂孙中山,骂袁世凯,骂蒋介石,骂汪清卫,骂吴稚晖,骂得他们恼羞成怒,咬牙切齿,却又苦笑不得,无可奈何。其实他的骂并非全有理,凭的就是一股子疯气。他主张建都北京,与孙中山意见相悖。四川革命党人在南京为本省烈士召开追悼会,孙中山出席致辞,章太炎偏要搅剧,他赠一副骂联:“群盗鼠窃狗偷,死者不瞑目;此地龙蟠虎踞,古人之虚言。”被革命党人群起而攻之。他放下学问不做,却认定袁世凯是“一时之雄骏”,乐颠颠地北上做袁的顾问,天下哗然。及至宋教仁被刺,他才醒悟,与孙中山合作。
  他看不惯老袁行事,径直前往袁府理论。大冷的天气,穿一双破棉靴,着一领油乎乎的羊皮袄,手执一鹅毛扇,扇坠吊着一枚景泰蓝大勋章,不伦不类的硬闯。接待员问他要名片,他白眼一翻,大叫:“谁人不知,哪个不晓,我是在上海坐过三年牢的章神经!”直接与警卫冲突,操起桌上大花瓶朝大总统画像猛力砸去,把花瓶砸得粉碎,呶呶不休地骂个不停。袁世凯把他定了个“疯子病发违禁”的滑稽罪名囚禁。他在禁所遍贴“袁世凯”字样,以杖痛击。对于“当代祢衡”,迫于公议,袁世凯毫无办法,还得派人保护他安全,防他自虐绝食。
  鲁迅曾在《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中赞叹道:“考其生平,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不挠,并世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
  《大公报》于1902年6月17日由英敛之在天津租界创办,后经1926年张季鸾、胡政之、吴鼎晶三人联手开创新局面,提出“四不”方针(即不党、不卖、不私、不盲),为中国近代报业树立了典范,成为“中国最好的报纸”,“不过是因为他这几年之中做到了最低限度的报纸职务:第一是登载确实的消息,第二是发表负责任的评论”(胡适语),到1941年5月获得世界性的荣誉,把中国民间报纸“文人论政”的传统推向了巅峰。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颁发的奖状中说:“该报自1902年创办以来,始终能坚守自由进步之政策,在长期作报期间,始终能坚执其积极性新闻之传统,虽遭经济上之困难、机会上之不便以及外来的威胁,仍能增其威望……保持其中国报纸最受敬重最富启迪意义及编辑最为精粹之特出地位……已在中国新闻史上放一异彩,迄今无可以颉颃者。”
  在风雨如晦的年代,《大公报》的记者邵飘萍、林白水惨遭杀害,多位记者及家属被逮捕,报社数度被查封,没有依靠政府及社会的任何资助,能够独立办报,百年以来,中国还没有另一家报纸能抵达这样的高度,实在为国家民族长了脸、争了光。在国民党严酷的新闻检查制度下,《大公报》长期坚持不用“共匪”、“匪军”字样,只用“共党”、“共军”字样,承认共产党是国民党的反对党,而不是土匪。这一点即可见它的坚守。这期间,《大公报》的言论、报道不禁遭到了国民党等各种势力的打压,而且也遭到了共产党的猛烈批判。张季鸾、胡政之、吴鼎晶、王芸生、邵飘萍、林白水、范长江、彭子冈等这一串闪光的名字,体现了报人的本色和骨气,他们实在是践行了“我们要吃下砒霜毒死老虎”(胡政之语)的精神的。
  傅斯年是历史学家,曾任北大代理校长、台湾大学校长。敢于直言,傲骨铮铮,人送绰号“傅大炮”。抗战开始后,傅斯年当上了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在国民参政大会上,他一通“炮轰”,把贪污腐败的孔祥熙赶下台。其后,他写了篇文章《这样子的宋子文非走不可》,引起朝野轰动,把另一个贪污的行政院长宋子文也赶下台。傅斯年在给胡适的信上说:“我一读书人,既不能上阵,则读圣贤书所学何事?我于此事,行之至今,自分无惭于前贤典型。士人之节,在中国以此维持纲常也。”
  二是治学严谨。回顾民国时期的学林,一大批学人孜孜以求,兀兀穷年,坐冷板凳,作真学问,他们的治学精神应该使后来的“抄假论文、骗虚职称、编空课题、作伪大师”者汗颜愧死。
  季羡林在德国十年,于兵荒马乱的年代专心治学,师从瓦尔德施密特、西克教授学习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成为后来硕果仅存的专家。
  钱锺书学贯中西,成为民国第一才子,那是勤奋积累加上天赋异禀的结果,即以《管锥编》而论,有人惊叹:“其内容之渊博,思路之开阔,联想之活泼,想象之奇特,实属人类罕见。一个人的大脑怎么可能记得古今中外如此浩瀚的内容?一个人的大脑怎么可能将广袤复杂的中西文化如此挥洒自如地连接和打通?”可见钱先生的学力和辛勤。有权威人士年初二去拜年,来人说了“春节好”跨步刚要进门,钱先生只露出一个门缝说:“谢谢!谢谢!我很忙!谢谢!谢谢!”那人当然不高兴,说钱不近人情。其实钱家夫妇都很忙,做学问是应该得到人们的理解的。
  齐白石老人一生勤奋,木工出身,学雕花,后来学画,终老不辍。启功先生回忆说,白石老人刻苦用功有两件物证:一件是用油竹纸描的《芥子园画谱》,一件是用油竹纸描的《二金蝶堂印谱》。他少年时虽苦,还有两本《芥子园画谱》,从来也没有临仿过一次。一个大家仍努力到这种程度,使人敬叹。
  三是知行合一。民国学人不仅淹博有识,而且勉力而行,报效社会。他们中有致力于思想传播的梁启超,有办实业的状元张謇,有办报的英敛之,有积极实施基层乡村社会变革实践的陶行知、梁漱溟,更有一大批学人致力教育事业,滋兰树蕙。蔡元培不干教育总长,而在北京大学,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正如陈平原教授所说,有其才,有其识,有其时,集天时、地利、人和,才有了蔡先生执掌北大时的挥洒自如。他带着“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八字方针进入北大,唯才是用,敢于破格,把陈独秀、胡适、鲁迅、李大钊、顾孟余、朱希祖、李四光等一大批人才引入北大,对辜鸿铭、刘师培、黄侃等旧派学者也刻意延揽,使北大成为各种思想交汇的重镇,为中华民族栽下了柱长天的大木,构筑了做学问的桃源。
  其他如叶圣陶、夏丏尊、李叔同、陶行知、刘海粟等都以办学、教书、育人为己任,为开拓近代文明、传播现代知识做出了不懈而有效的努力和贡献。
  四是特立独行。在清末民初一位以外国文字名满海内外,而又以怪诞著称的,那便是辜鸿铭了。罗家伦先生回忆说,开学第一天,见到辜老先生拖了一条大辫子,是用红丝线夹在头发里编起来的,戴了一顶红帽结黑缎子平顶的瓜皮帽,大摇大摆地上汉花园北大文学院的红楼,颇是一景。
  辜鸿铭曾自曝段子,袁世凯时代他担任了为准备帝制而设立的参议院的议员,收到三百块银元的出席费。他拿着这大包现款到八大胡同逛窑子。到每个妓院点一次名,每个妓女发一块大洋,到三百大洋发完了,乃哈哈大笑,扬长而去。辜鸿铭是主张一夫多妻的,他有一句名言:“人家家里只有一个茶壶配上几个茶杯,哪有一个茶杯配上几个茶壶的道理?”一时风靡传为笑谈。陆小曼与徐志摩结婚后,对徐说:“志摩,你不能拿辜先生茶壶的比喻来作借口,你要知道,你不是我的茶壶,乃是我的牙刷,茶壶可以公用的,牙刷是不能公用的!”
  黄侃是章太炎的弟子,也是一代国学大师。他承继了章大师的癫狂,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初和章太炎认识就颇为有趣。在东京的寓所里,黄侃在楼上撒尿,腥臊气直贯楼下章太炎的鼻孔。两人为此开骂,骂得不可开交。翌日通名报姓,黄侃得知对骂的竟是国学大师,立刻道歉,纳头便拜章太炎为师。
  黄侃素性狂傲,从不趋炎附势。国民党在南京执政后,同盟会老友多居要职,他耻于往来。居正时为蒋介石软禁,困苦万端,无人顾惜。惟独黄侃念及旧情,常至囚地,聊天解忧。后来居正东山再起,黄侃便不再入门。居正亲至黄门问缘故。黄侃正色答曰:“君今非昔比,宾客盈门,权重位高,我岂能作攀附之徒!”黄侃私生活不端,极为好色。一生结婚九次之多,逾越师生人伦,为人诟病,依然我行我素。满肚子学问,却述而不作。章太炎曾批评过他,他答应恩师:“年五十当著纸笔矣。”1935年3月23日,黄侃五十岁生日,章太炎撰联相赠:“韦编三绝今知命,黄绢初裁好著书。”中嵌“绝”、“命”、“黄”三字,黄侃向来迷信,接联后,骤然变色,内心不快。当年9月12日黄侃酒醉后吐血,与世长辞。一代鸿儒,仅得中寿,斯可叹矣。
  其实章太炎也是不拘小节,首如飞蓬,衣衫不整,指甲特长,有“邋遢相公王安石”之遗风。吃菜仅及箸前一二盘;携酒食祭祖,竟不辨坟茔之所在,惟有望山遥拜。有一次,他误入邻家少妇的卧室,据榻而眠,鼾声大作,被人唤醒,他生气地埋怨“扰人清梦”。
  民国时代的李叔同先生、弘一大师,更是奇人。只因为去寺院吃斋,有些心得,后来加上夏丏尊先生一句戏言,竟遁入空门二十年,成为一代高僧。由佳公子而留学生而雅先生而苦和尚,想人不能想,行人不能行,当得起一个“真”字。
  五是志节高蹈。马相伯先生,是中国近代教育家、复旦大学创始人、震旦大学首任校长。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八月),他将自己的全部家产——松江、青浦等地的三千亩田产,捐献给天主教江南司教收管,作为创办“中西大学堂”的基金,并立下“捐献家产兴学字据”。规定该产业供作中西大学建成后的学生助学金。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由耶稣会接办的震旦大学拟迁址卢家湾,马相伯捐现银4万元,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地基8处(当时价值10万多元),以购置吕班路(今重庆南路)土地100亩,建造新校舍(后来的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已于2005年7月18日与上海交通大学合并)。他活了一百岁,六十岁前把家产资金全部捐出办学。人生的后四十年极端贫困,他的儿子去世后,弟子于右任、邵力子捐赠一万余元,让他资助孙女上学、生活。他把这点钱也拿出来用来办学。临终前他老泪纵横地对孙女马玉章说:“你恨爷爷不恨?!”这是一个裸捐的人,把自己捐成了光身子。
  孙立人、胡宗南、朱自清等等,他们都视钱财如粪土,视富贵如浮云,晚年潦倒贫困,留下了一代清名。
  回顾百年民国人杰,不禁令人叹惋。第一,民国时期学人那种为民主自由、思想开放而奋斗的风气似乎至今还有萎缩之势。第二,民国时期士林清正自守、磨砺自许、脚踏实地、报效社会的风气似乎至今没有人能够超越其右。第三,民国时期学人以“癖”中“深情”、“疵”里“真气”行世的本色至今似乎已成遥远的绝响。
  让我们向那些“九原已作鬼犹雄”的民国人杰致敬吧,从他们那里,我们还能找到灵魂支撑,吸收健骨元素。
  2012.0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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