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手写嵩县)上善若水康基渊

万志敏
2012-09-12 17:29 分类:随笔  阅读:3591  作者文集
  秋日的嵩县大地,层岭堆秀,群山披翠,金风送爽,禾稼葱茏。自伊川而南,洛栾通道蜿蜒其中,车流如织,穿梭来往。通道两侧市镇、村居错落有致,掩映在绿树丛中,县城楼盘高耸,鳞次栉比,人群熙攘,市声可闻,或闲步游园,或购物商场,俨然一派繁盛景象。但见陆浑湖远涵天色、一汪深碧,天池山青翠欲滴、石清水澈。嵩南一带,白云山、木札岭层峦叠嶂,郁郁葱葱,游人至此,洗心净腑,乐而忘反。村边路旁,山谷溪涧,空气清幽,秋色怡人,银杏叶渐黄,槲栎叶欲红,各色杂陈、皴染在浑莽无垠的苍岭秀嶂上,洵为人间仙境,不啻天然画卷。
  在这块先民生息、瓜瓞绵延、历史丰厚、遗泽流芳的嵩县大地上,曾出现过仰韶文化、出现过远古时期部落聚居的痕迹,出现过大禹三涂会诸侯的场景、出现过伊尹躬耕有莘之野的身影,陆浑戎迁徙于此,汉胡昭隐居于此,元德秀卜宅于此,程伊川讲学于此,李白、杜甫、岑参吟咏于此,赵孟頫、杨溥、王铎题记于此……嵩县地处中原西部,古为周南畿辅之地,屡经朝代更替,是兵火相连、反复争夺的要冲,自宋室南渡,帝京远迁之后,元、明、清以降,其间崇山峻岭,生民蕃衍,山区之僻,生路之艰,野朴粗砺多于文明通达,灾祸岁祲多于风调雨顺。水旱、蝗蝻、瘟疫、饥馑、兵燹、盗匪肆虐生民、浩劫连连,至明末时,嵩邑官同虚设,城为废墟,十室九空,逃亡殆尽,几为人间地狱。岁月迁延,时光如流,嵩县之所以能有今日天翻地覆的变化,除了国家政体的一统、改革开放的功效、市场经济的发展等等之外,还赖有历代许多仁人志士以德操、以学养、以治行、以劳绩运筹擘划,用力经营,呵护嵩邑一脉文明,播洒斯民春风时雨,濡养、滋润过这方山水,这块土地。他们的名字有隐有显,他们的行状或缺或失,大多数已湮没在历史渐行渐远的暗影里了,但是他们的业绩风范早已汇聚成一曲黄钟大吕,如云之飘动,如风之吹拂,在嵩县大地上传承播衍,永远长存。
  而现在,让我们把时光拨回到249年前,有一个人正向嵩县走来,这个人将到嵩县兴水利、建社学、劝农桑,将为嵩县带来和煦政风、廉实政绩。他就是名垂青史的一代贤令康基渊。

  一

  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十二月,34岁的康基渊历经11年的归班铨选作令嵩县,终于可以实现儒门弟子兼济天下的抱负了。
  由京师至嵩县,漫长的1960里行程,宿驿站、行邮路,骑马、乘骡一路风尘,开封拜会宪台、洛阳投刺道府,辗转而南,到达嵩境。嵩邑县丞、典史、吏目一行迎至莘渠保(今伊川县平等乡)县界,寒暄作礼之后,迤逦南上。迎接的同僚一路上指点山川、介绍风土,他时而远望,时而点头。冬日的伊水潦缩空阔,沙石绵延,只河心一线无语细流,岸边杨柳叶脱枝疏,密芊芊的野草干枯蜷伏。河岸堤堰或豁或塌,粮田时见有冲刷过的痕迹,因天旱地土燥黄,冬麦依稀挂着冻霜,绿中泛白。过莘渠、新营、鸣皋,入樊村、古城各保,便见川地渐窄,伊水左侧一脉山势——九皋山渐渐突兀起来,过来田湖保,层岭连绵,伊水紧束于山岭间,平地至此已尽。“嵩为山高,终于看见真面目了!”康基渊在心里暗暗地说。
  此刻,应酬接待的礼仪已毕,独坐在县署官舍书案前,默对着一盏青灯,室内炭火的煦暖与室外寒风掠过窗纸的嘶啸声混合在一起,夹杂着新来乍到的新奇与惶惑、兴奋与忧惕,这一切令康基渊思绪联翩,感慨万千——
  他是山西太原府兴县城关人,雍正七年(1729年)出生,全家务农为生。康氏先人“自陕迁山西清源,又自清源徙居兴县”,“有薄田数百亩,竹园数十亩在太行山下,才足自给”。父亲早逝,母亲拉扯着大哥基命、二哥基田和小基渊生计艰难,“家贫至不能炊”,大哥基命“见弟基田、基渊幸聪敏,读书过目不忘,立意玉成之,日作苦保间,以供其攻取科名”。乾隆十二年至十三年间,康氏兄弟受学于当时乞休家居的雍、乾朝名臣孙嘉淦,学业大进。乾隆十三年,兄弟二人为山西学台保拔,就学于山西第一书院——太原晋阳书院,“相与画粥而食,易衾而寝,自刻苦,遂著文名”。康基渊比二哥基田早五年,于乾隆十七年(1752年)考中壬申科进士,当年为太后六十大寿恩科,康基渊中三甲第111名(共158名)。这一年他23岁,正是风华正茂的时节,那知金殿传胪、御赐琼宴这些短暂的风光体面之后,是吏部郎中、翰林院编修这些虚职,做些抱牍行走、节录抄誊事务的京职闲差。11年岁月里,“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鲜衣怒马、轻裘缓带的旧宦新达见过,潦倒零落、衣食难继的穷官酸儒见过,“求一牧县之令,上报朝廷、下安黎庶”,竟是遥遥难期。漫长的等待之后,终于吏部票拟出知嵩县,是河南府西部偏僻一县。想到行前母亲的叮咛、哥哥的嘱托、妻子的温语,不禁内心一热。想到读圣贤经书,作天子门生,司职县宰,贵在格物致知,经世致用,嵩邑虽偏僻,嵩民虽穷疲,但事在人为,荆棘丛里,万难之中焉知不能峰回路转,别开生面?
  上任伊始,康基渊召集僚属、乡绅、耆老、保正,询问县情、民情,举凡刑名、钱粮、城镇、社学、官仓、民用,乃至人情礼仪、习俗禁忌,无不熟悉。翻阅前代掌故、史志,亲涉山川、市镇,“钩访民隐而洞悉其源委,凡词讼、钱粮、仓库诸政逐事清厘,具有条理”。嵩邑的情况已了然于胸。
  嵩邑地僻险要,幅员辽阔。论位置险要,邑境之北,“左九皋而右三涂,前七峰而后思远,标熊耳以作揭,豁龙门以开辟,峙嵩环伊,龟鹤蟠焉。”(王铎学记),“伊阙有成皋之险,陆浑有井陉之塞,车轨难方,马行无列”。邑境之南,“伏牛山最长且邃,而驿亭斥堠寥寥无多。”匪患易滋,防备亦严,“升高可以作斥堠,依险可以结营垒”。论地域广袤,跨连八县(洛阳、永宁、宜阳、卢氏、内乡、南召、鲁山、伊阳),“县境层山,多人迹所不到,正隅不能径达”,“周方约1400余里,东西广280里,南北袤390里”。
  嵩邑水旱时作,灾祸频发。以明末最为频繁,“崇祯六年(1633年),霪雨二月,平地涌泉,民屋多圮。十年(1637年)地震,有声如雷。十一年(1638年)大旱,川竭井涸,瘟疫盛行,死伤甚众。十二年(1639年)飞蝗蔽天,蝻虫继生,绿壁入室,釜甑皆满,井水臭秽不可饮,麦禾食几尽。十三年(1640年)大饥,流寇数往来,斗米钱十千,树皮、蒿叶可食者皆尽。十四年(1641年)流寇破嵩城,土寇盘据,虏杀最惨,城市蒿莱可没人。十五年(1642年),有狼十五为群,白昼噬人。”清朝定鼎后,“康熙三十年(1691年)大旱。六十年(1721年)夏无麦,秋淫雨。雍正六年(1728年),伊水暴涨,冲荡民田庐舍。”在康基渊上任前二年的乾隆二十六年(1761)秋,“大雨五日,伊水溢,民屋田舍多没”。除了人为的兵火浩劫,水患于嵩最烈。乾隆元年(1736年)知县戈锦上报说:“查嵩境四面皆山,山皆有水汇于伊河。每骤雨滂沱之际,千寻瀑布间有刮去傍崖之田,而伊水狂澜复多飘荡临河之地,日久月长,数以千计。或山间浮泥殆尽仅留石碛,或平原土脉无存变为沙滩,人力难施,捍御无术,此种田粮富者或吞声赔艺,累贻子孙;贫者逃亡四境,粮无着落。奸猾者贿嘱里书,暗行飞洒;守分者岁供膏血,竭蹶输将,久而久之,害无底止。”
  嵩民质朴愚憨,不擅治生。由于明末至清初,屡经兵燹,人烟稀少,加上自然经济与小农社会生产力低下,民众生活极为困苦。人口上,明万历年间(1573—1619年)嵩县10052户、35672人,顺治五年(1648年)嵩县仅4009丁,逃亡达31182人,康熙五十年(1711年)全县仅5333丁,直至乾隆三十年(1765年)经过清初百年生息,全县达到31288户,145635人。土地上,嵩县“九山半岭半分川”,清康熙年间知县卢志逊统计全县土地水、旱、坡田1289405亩,康熙七年(1668年)至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共垦荒地377864亩,两项计1677269亩,以乾隆三十年全县145635人计,人均土地11.5亩。种植习惯上,《战国策》中说“韩地险恶,山居五谷所生,非菽而麦。民之食,大抵饭蔬藿羹(豆类叶子做成的汤),一岁不收不厌糟糠,无二岁之食”。靠近城区嵩北一带,以小麦、谷子为主,豆类次之。嵩南山民以玉米为主,小麦、谷子为辅,伊河沿岸虽然产稻,但数量很少。民众多种棉,家家纺绩,以供穿衣之需。其他种植品类极少。士人十之七,既读且耕,不懂生存之道,只是安贫乐道而已。农民勤劳朴拙,没有养家糊口的良策,种地惰于积粪,肥力不足,塍不开沟,坡地水土流失严重,只一味勤俭,能忍苦度日,不轻易转徙。特别是山民最苦,没有养牛拉犁,全部靠人力垦荒耕种,初开垦的荒地尚有肥力,两三年后,土薄就不能耕作了,只好再垦荒地。冬春季节贩运些山产糊口。多数山民成为佃户,垦他姓荒山。市镇的商贾大多是山西、陕西、河北之人,嵩地的民众从事手工业者极少,只会简单的修治屋舍、农用器具。总体来说,“嵩民性情尚习,急公而守分,质重而舒缓,川居之民俭以悫,或失之于固;山居之民憨以直,或失之悍”。民众不善于积聚粮财,轻于举债,由此造成的祸患很大,因借债倾家荡产、卖儿鬻女者为数不少。
  嵩邑社学废弃,教育落后。嵩县地处偏远,民众散居,多数不能称为村落。原有书院两处,一是乐道书院在县城,一是伊川书院在鸣皋,各容纳生童三四十人。后来伊川书院校舍破旧,修膏不继,延师无力,形同虚设。前明原有社学十五所,经兵燹后无一幸存,清初先后经知县杨厥美、成旅先后增设六所,全部在嵩北,因为没有修膏地亩,旋置旋废。14万人的嵩县仅有容纳40人的一所书院,没有一所社学,教育的落后可见。“其西南山村庄六百余处,山路修阻,从师无由,童蒙子弟及无力贫士安于固陋,莫克振兴。山境数百里内乃至无一人应童子试,间有颇知延师,又多推奉差识字之民。人虽语孟,句读不能通晓,是以民生愚昧,罔闻诵读,虽风仍淳朴而难免粗野”。
  上述种种县情是摆在康基渊面前的现状。作为一县之令,这是他为政之依据、为政之因由,也是他为政嵩县不能回避的难题。在反复咨询、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康基渊深思熟虑,多方擘划,要大刀阔斧地开始行动了。


  二

  从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开始施政,到三十二年(1767年)春丁母忧回籍居丧,历史只给康基渊留下了在嵩县的三年多时间。在这三年里,康基渊夙兴夜寐、宵衣旰食,不畏烦难,矢志如一,坚定地推行他的方略和筹划。除了改革弊政,厘清弊制,修城垣、缮官舍、明祀典、征钱粮等之外,他集中力量干了四件大事,即兴水利、建社学、劝农桑、修县志。二百多年以后的今天,除了他主持编纂的30卷《嵩县志》,我们还能看到之外,其它的良法美政已很难见到实物了。但我们仍然可以通过史志资料、民间口碑,感受到他工于谋划、巧于经营的深远妙思,感受到他勤于任事、坚韧挺拔的担当性格,更感受到他遗泽嵩县、惠及人民的烈烈伟迹。
  第一,兴修水利,开渠灌田。嵩县的旱灾重于水灾,汝河、白河穿峦排嶂,在山涧里蜿蜒,两岸山聚峰峙,田地很少。伊河自崖口以下,两岸渐多平地,涝则冲刷地土,旱则灌溉乏术。伊河在明嘉靖、隆庆年间,流域内林木茂盛,涵养水源,“城南伊水阔不过百步,盈盈衣带间,舟楫往来相通也”,也少有溃堤之患。万历之后生齿日繁,垦荒伐木,植被渐被破坏,造成了伊河夏秋年年泛溢的现状。明代治水之法是疏浚河中、加固堤岸、堵塞支流,伊河沿岸曾修有古渠11道,而治水不护渠,大水一下,顺渠刷田。特别是沿岸百姓南北筑堤引水溉田,南筑则洪水北趋,北筑则洪水南趋,南北同筑,则河道紧束,两岸尽溃。
  康基渊通过勘察,认为伊河防洪、灌溉,既要疏浚得法,又要统一调度,“宽留河身,岁时疏浚,去其壅遏,水有所趋,可不为田患也”。从乾隆二十九年冬到三十年春,利用农事之隙,康基渊组织民众挑浚古渠11道,新修渠4道,山间可资灌溉泉流修渠12道,疏旧凿新共27道,灌溉田地62000余亩。河南府派员勘验询问,农民说:“从前夏秋收获,丰年每亩不过七、八斗,自得渠水灌溉,所获较前加倍,且灌田之余更可灌园,每岁菜蔬尤滋利益”。特别是他开创板闸渠滋利新法,板闸渠引吴村河水,长八里,灌吴村、板闸、桥北三村田地,因渠首、渠尾低,渠中高,共设置三闸,大水来临关闭首闸以拒洪,遇到天旱关闭尾闸,中间蓄水,调停高下,使三村土地都能均溉,避免了一味加高渠首,洪水泄发冲溃田地的弊端。同时,他还创造性地仿造江南水车,教民众用水车车水浇灌高处田地。并于莘店、樊上等渠增置水磨,方便群众磨粮、榨油。
  第二,兴建社学,开发教育。自乾隆二十九年十二月至三十年五月,康基渊运筹经营学校,致力于培养嵩县人才。书院重在培育科举人才,社学重在启蒙教化儿童。他首先经营书院,把鸣皋伊川书院并入县城乐道书院,改名伊川书院。提高院长修金由八十两升至一百两。录生童三十人,每年每人资助四两膏费。录取贫寒学子二十名,按月授课,给膏费二两,加上其他完粮、贽见、节仪、学夫、工食等费用共需银二百九十七两五钱三分。两书院原学田租银每年合计二百二十九两五钱七分五厘,相差银六十九两九钱五分五厘,由他从自己的养廉银中捐助。同时他还捐修学校用房十三间,捐购了《钦定经书性理精义》、《朱子纲目》、《唐宋大家诗文》等书籍,确保了书院的正常教学。
  其后,康基渊于乾隆三十年正、二、三、五月,着力兴建社学。他在给河南府上报的文书中说,“卑职于二十八年十二月抵任后,即留意经画筹建学舍,俾规模宽大,师生可以容止;俾骤难移易,修脯可以永济。其学舍一项当查村落零散,难以数村联为一学,先经随地相度,采协舆论”。根据全县保里布局和村落分布,划分区域,置建了城关、元里、田湖、樊村、鸣皋、新营、莘渠、三涂、德亭、蛮峪、大章、旧县、汤下、潭头、楼关、小河、莘乐、寺庄、温泉、皋南、花庙、燕王、堡南、常峪、汝河、东村、孙店、白河、柳林、高都、赵村、源头、樊川、石堝等三十四所社学,这些社学或坐落市镇、或处于村庄较密之处,各随地宜,斟酌适中,方便了乡民子弟入学启蒙。建校房屋或为庙宇空房,或为集资兴建,或为个人供房,共计375间,办学经费为民间无主田、或废寺庙田、或旧渠垦复之田,租佃收粮折钱,立于各社学名下,定期由保正收交归官,学校开支统一到县署报销。学校统一配发《御纂周易》、《春秋左传》、《明纪纲目》、《通考详节》、《钦定诗经》等教材28种,教师延请本县优秀的举、贡生员三十四人分别主持,设学夫一名,觅孤独贫穷的民众担任,既资养赡,又能坚守岗位。学校统一规章制度,在各学内供孔子和伊尹、两程神位,酌定学规十六条,登竖在木板上。各社学统一书写校名牌,统一立石记碑,叙述办学经过,阐明办学之义,使教师知其所以教,学生知其所以学。短短几个月之内,嵩境四方书声琅琅,书香弥漫,一派清明煦和景象。
  康基渊亲自为城关、高都、三涂、旧县、汤下、白河、温泉、赵村、源头、樊村等10个社学题记,刻石立碑。记载各处建学始末,阐明教化的重要,叙述建学的不易,表达追慕先贤、表彰贤良、勖勉后学之义。在《源头学记》中,他叙述了一件事情——
  在商议建源头社学时,有一个姓魏的书生准备捐出二十余亩业地资助建学,让一个姓吕的书生向康基渊打招呼。康基渊拒绝了魏生的好意。他对吕生说:“我不答应接受魏生的捐助。好义乐施是我极为尊重爱惜的一种善行,但是建社学是事关长远的民生大计,需要考虑长远,缓图稳进,让老百姓不因为建校增加负担而产生惶恐。如果建校的费用都依托在百姓捐助上,这是一种苟且的治行,必然不能长远。如果魏生能把捐助学校的善行推广到对待亲戚邻里上,使人人都爱贫惜弱,这才是我建社学、劝教化的本意呵。更何况现在还有一些人不养老、不恤幼,社会上还有很多人需要抚恤呢。”吕生听了他的一番话,深以为然。后来源头社学的修膏以绝业地的地租钱为资,足够敷用,他感叹道:“好多事情开始未尝不难而最后未尝不成(其事未始不难而又未始不成也)”。从中可以看出康基渊求实效、重教化的缜密曲划和风骨才干。
  第三、务求民本,植桑种蚕。清乾隆时期,由于社会的持续稳定,自耕农已基本上获得了迁徒、种植、支配自己的劳动时间和产品,以及占有土地等各种自由权利。佃农在定额租制、押租制和永佃制的推行下,也取得了土地经营的自主权,农民生计渐裕,衣食得到保障,农村生产力有了较大提高。但新的问题随之出现,康基渊敏锐地看到了这一点,他在《嵩民种田说》中言道:“考三代时,民有常业,其粟米布帛鱼肉疏莱,莫非力自致,用钱极少。今则百货轻重之值皆以钱定,嵩人率耕、读两途,士享其租所入,农食其田所出,无他生业也。然以输贡赋则需钱,以供宾客修六礼则需钱,一切日用蔬菜柴盐之属,岁需钱十之五六。”也就是说,家庭货币开支要占各项开支的50—60%。所以农民既要“务本”,生产麦、谷、粟以自用;又要种植经济作物,以“兼权钱币”。那么结合嵩县实际,可以种植的经济作物是哪些呢?
  康基渊认为,可以种蓝靛、桑蚕。“予以为如麦后八分种粟,二分莳蓝,以十亩计,可获粟二十石,收蓝易价。蓝后种蔬二亩,所出亦可获缗钱二十四千文,利反倍多也。”麦子收获后,80%的地种谷,20%的地种蓝,如果按10亩地计算,8亩谷收获20石,2亩蓝收后买出得钱,加上蓝后种蔬菜,所得24千文,这样算来,要比单一种10亩谷得利翻倍。特别是植桑养蚕更是经济效益极高,他说:“夫衣食者民之命,农桑衣食之源,而不艺桑,非独女红旷也。一农耕之,八口群聚,而衣食之谋、生之方资于一途,几何不贫且病也?予谓种桑之利,小成获小效,大成获大效。假种桑一亩,五年后采桑叶二千斤,养蚕十筐,得茧百四十斤,缫丝百余两,值可十余金,藉其入以供衣服、赋税、六礼之需,佐农所不逮,孰与夫谷初登而急入市,重受商贾之困,以乏馁其身耶?”这段话通俗地来说,穿衣、吃饭是百姓的根本,植桑种蚕是穿衣、吃饭的来源。如果不种桑,不只是妇女们无事可作,而且一个人种田,八口人吃饭,把谋生都放在种庄稼上,怎么能不贫困呢?假设种桑1亩,5年后采桑叶2000斤,养蚕10筐,得茧140斤,缫丝100余两,价值10余两银。借助所得可以保障家庭的衣服、赋税、礼仪往来的需要,把种田利少的弊病解决了。这和新谷下来,急着入市祟买,被粮商压价盘剥,供给家庭乏力相比,哪个更划得来呢?
  为了引导民众植桑养蚕,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康基渊在各里设蚕正、蚕长,明确职责和任务,具体负责宣传发动、勘划地块、技术指导等细务,全县先后种桑树10万余株。嵩县民众农业技术落后,传统耕作观念积习难改,如果种桑养蚕不被民众接受,或者种植、饲养不能成功,将长远影响一个地方的经济。为此,康基渊亲自撰写《种桑法》、《移桑法》、《压条法》、《接桑法》,从下桑种、移桑苗、压桑条、接桑枝等各个工序进行指导,确保植桑能够顺利开展。
  西南深山区产有野百合,成为当时嵩县特产贡品,但是野生百合生长太慢,而且连年采挖已近绝迹。各级采买、索要成为群众的负担。乾隆二十九年康基渊在城郊李湾,利用普济堂42亩土地,20亩种百合,20亩地租作为租工报酬,2亩建百合亭。后来又租用周边185亩地种百合,间植桑树。当时他把母亲迎养到嵩县,让母亲闲时在百合亭里教城郊妇女种桑养蚕之法,四方的妇女听说后都赶到这里,学习桑蚕技术。他母亲乾隆三十一年去世,前来吊唁的士人、妇女达数千人之多,在百合亭里摆上木制的神位痛哭祭奠。正是由于康基渊的悉心谋划、全力推动,嵩县的桑蚕业才得以发展,直到上世纪六十年代,嵩县车村一带群众还有养蚕的习惯。《清史稿》评价康基渊为“循吏”,“在嵩县植桑教蚕,出丝甲於他邑”。
  第四,搜罗人才,编纂县志。嵩县明代以前据传有县志,藏在泽宫,何人、何时编纂,已不可考。明宣德年间(1426年至1435年),邑人胡敏中编有县志,正德初年(1506年)陆宜春扩编为三卷,直到万历丙子年(1576年),县令李化龙委托退仕家居的王守诚编纂了二卷县志,是清代之前唯一留存下来的地方史志。康熙癸卯年(1663年)知县杨厥美、壬申年(1684年)知县卢志逊先后修志,但体例、纪述都不够完备。
  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康基渊在政务之余,召集嵩县文士商议编纂县志一事,参考清代理学名臣陆陇其编纂《灵寿县志》的体例,增删原有嵩志的内容,编纂了《嵩县志》,共分沿革表、职官表、贡举表、两程世表、沿革、星野、疆域、山川、风俗、城垣、里保、市镇、公署、河渠、食货、学校、祀典、户口、田赋、仓储、兵防、宅坊亭墓、列传宦迹、贤哲、忠烈、孝义、治行、艺林、游寓、列女等30卷。康基渊主持编写的《嵩县志》,主旨明确,体例完备,考订缜密,记述详实,是一本洋洋大观的嵩县大全。这本志书不仅记载了历史沿革、风物民用,而且对钱政管理、水利、农业、教化、军事都有独到的见解,对后世具有极大的借鉴意义,现在诸多清史研究者还从《嵩县志》中阐隐发幽,以资时用。康基渊是抱着民生实用的目的来修志的,他在序中说,“予承乏嵩邑三年,自惟德薄能浅,中夜抱疚,而平时师友所讲求,窃愿一见诸行事,以庶几先生之万一。故兹之辑志乘,于易所谓言有物、物有序者,恒兢兢焉。剪浮涤滥,期以义法为依归,至开渠、建学、养蚕、种桑,有关民生利病,与夫因时、因地、因人,行之既有成效者,虽小事必详。”上官欧阳永裿对县志的意义有精辟的说明,“喜良有司政成三载,废则举而坠则修,偕邑人士考订全书,目之张而纲之立,山川疆域之沿革,风俗民人之淳漓,田畴学校之井井有条,忠节孝廉之班班可考,是上足以播扬雅化,鼓吹休明,而下足以传信后来,永垂楷则者矣。”
  直到今天,我们还要感谢康基渊的《嵩县志》,从中可以窥见清乾隆时期嵩县的整体面貌,对于后来者认识嵩县、研究嵩县、开发嵩县提供了珍贵的史料。
  康基渊在嵩县期间,谋划长远,行事果决,务求实效,政绩卓著,得到了清政府的表彰和肯定,得到了人民的爱戴和尊敬。乾隆三十一年因治水、建校功绩,受到乾隆皇帝下旨表扬,并交吏部议叙提升。因母丧回籍丁忧,没有加升。三十四年调任甘肃时,嵩县民众在县城建康公祠来纪念他,生而有祠,可见德政深入民心,恩泽流布四方。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续修县志时,邑人陈焕如用饱含深情的笔墨写道:“嵩城旧有公祠,四十年前葺而新之,四郊穷黎持数百、数十钱来助者不可以数计,辞之不肯去,真古之遗爱也。焕如生于百年之后,不获睹公之仪型,然考其治迹,采之父老,景仰讴思,流风如昨。”


  三

  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康基渊服阙(居丧结束),调任甘肃镇原县,后任兰皋县知县,升肃州牧。四十四年(1779年)任江南广信府(今江西上饶市)知州,在任时间不长,大约于四十五年(1780年)病逝于任上,终年51岁。这个从山西兴县太行山区走出来的农家子弟,一生宦迹所履,都是老少边穷地区,“治官事如家事,博求利病”(《清史稿》),关心民瘼,兴利除弊,留下了良吏、循吏的声名。在嵩县离职后,他的政绩仍旧斐然可观——
  在甘肃期间,他不仅兴修水利,还组织农民开垦荒地,植树造林。对于州内的大片荒地和无水久废的荒田,根据地理位置,划分成若干个区,然后租给农民耕种,每个区只收租十二石,收获全归农民自己。还把一部分交给社学耕种,这样既发展了生产,又解决了百姓的困难。在郊外的废滩上,康基渊组织百姓种植了杨树,凡是乡堡道旁、村寨周围,可以种树的地方都进行种植,共植十万多株,使城镇乡堡到处是树木相间,郁郁葱葱。调离时,肃州民众数万人,遮道挽留,建德政坊,把他的主要政绩列了十六条,刻石记念。
  在江西广信府任职,他修书院、编府志、改陋习,善政很多。特别是广信一带重男轻女,女婴往往被溺死。他出示布告,禁止溺死女婴。规定凡是接生一个女婴都一律增补口粮;发现有溺死女婴者,要当即报官,严加处理。每月要把所生育的女婴人数,列册上报。并令各地选配一个热心的妇女专门负责抚养遗弃女婴,由官府拨给10余亩田地,以资奖励。用这些办法,数年内拯救了数千女婴。
  康基渊去世后,乾隆五十年(1785年),二哥康基田把他埋葬在黄河之北王屋山下。今天济源市轵城镇有康家坟、望坟楼,应该是康基渊的墓地所在。2010年11月,济源市文物普查队在轵城镇任家窑发现康绍镛(康基渊四子)父母恩爵碑。碑通高约4米,宽1.25米,厚0.315米,清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用青石雕刻,由碑首、身、座三部分构成。碑首高1.15米,略呈方形,高浮雕缠绕的螭龙,两后足向上伸至碑额上部,螭爪托起一颗圆宝珠。碑座为龟形,高约0.43米。碑身高2.49米,碑文由汉文、满文两种文字刻写,汉字为楷书。碑文以“奉天承运皇帝制曰”起句,记载依国爵优宗制度,因安徽巡抚兼提督现任广东巡抚康绍镛之父康基渊教子有方,封为振威将军,封康基渊的一房夫人孙氏和二房夫人王氏为一品夫人,又封绍镛的生母顾氏为一品太夫人,以彰母道贤明。
  考究康基渊的家世,耕读门第,书香绵远,代有人出,颇耐品味。他的先祖是明弘治十五年(1502年)状元康海,陕西武功人,以诗文名列明“前七子”之一。所著有诗文集《对山集》、杂剧《中山狼》、散曲集《沜东乐府》等。山西兴县康基渊家族在乾嘉时以科举起家于寒微,康基渊和二哥基田少年受教于同县的清代名臣孙嘉滏,孙嘉滏是清朝较有影响的政治家,以直言敢谏闻名。乾隆十八年(1753年)因病而死时,乾隆皇帝曾感慨地说:“朝中少一正臣也。”深受孙嘉滏的影响,康氏兄弟发奋读书,从此康家步入科举的鼎盛时期。从康基渊开始,二哥康基田、二子康仪钧、四子康绍镛先后考中进士,成为“一门四进士”的显赫家族。特别是《旧典备征》卷四《科举盛事》记载,山西兴县康基渊五子登科:仪钧(乾隆戊子举人)、纶钧(乾隆丁未进士)、文铎(嘉庆庚申举人)、绍镛(嘉庆己未进士)、维锦(嘉庆庚午举人)。康氏后人康泞、康际清分别于嘉庆十年(1805年)中三甲第66名、光绪九年(1883年)中三甲第15名。从康基渊开始,康家达官显宦辈出,政事之余热心文教,著书立说。康基渊著有《雨圃文钞》、《幼学蒙求》、《女学纂要》及《嵩县志》,二哥康基田(1728—1813)中乾隆二十二年进士,乾隆朝先后任江苏按察使、江南河道总督、安徽巡抚等职,嘉庆朝历官江苏巡抚、河东河道总督,以及广东、江西、江宁布政使。他长期兼任和主管河务,对旧黄河治理有卓越贡献,所著《河防筹略》与《河渠纪闻》,为中国水利科学重要遗产。还著有《合河纪闻》、《合河方言》和他的《霞荫堂诗集》与文集。康基渊去世后,康基田为他选茔安葬并悉心培育基渊的五个儿子,使他们全部成才。特别是四子康绍镛,先后任安徽布政使、安徽巡抚、广东巡抚、广西巡抚、湖南巡抚,卓有政绩。特别是绍镛在广东任上,聘请清代著名学者、文学家李兆洛任教家塾,相继在广州、扬州刊印姚鼐《古文辞类纂》、张惠言《七十家赋钞》、李兆洛《骈体文钞》等文学选本,由名家编校,成为当时刻书界的盛事,对后世影响极大。
  康基渊,字静溪,号雨圃,世称山右康静溪先生。他的学问心地,如渊之停蓄,深沉幽邃;他的治术任事如溪之流淌,清澈奔放;他的良法美政如雨之润泽,施惠长远。他虽然生在山居贫寒农家,宦于偏僻深远山区,葬在巍巍高山之下,但他的姓名含水、为政治水、德行若水,如清溪及远,似江河奔流,在青史上留下了不朽的声名,在嵩县大地上得到了永久的颂扬。二百多年后的今天,嵩县正处在加快发展、跨越提升的关键时期,中流击水,不进则退,这既是千载难逢的大好机遇,又是负重奋进的爬坡阶段,特别需要为民务本的求真精神,善于运作的经营理念,雷厉风行的实干作风,干则必成的坚定信念,也许我们能从包括康基渊在内的前贤先辈的治迹风范上,吸取有益的营养,得到有益的借鉴,把我们该做的事情做的更好,让嵩县的未来更加灿烂辉煌,让嵩县的人民更加幸福美好。
  
  
  • 罗飞

    评论于:2012-09-12 18:43:39

          大手笔,学习了!

  • 游客

    评论于:2012-09-13 11:13:06

          谢谢罗飞。此文耗时半月之久,文中资料除注引外,大多来自康编《嵩县志》,还有少部分来自网络,没有查明出处,为憾。欢迎文友们修正并提供更翔实的资料。志敏

  • 游客

    评论于:2012-09-13 11:26:46

          浩瀚而厚重,让人多长几分见识和学识。问好老兄!飞花

  • 侯志涛

    评论于:2012-09-14 05:37:14

          浩瀚而厚重,学习学习,

  • 张进杰

    评论于:2012-09-26 22:45:18

          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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