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地铁

朱文科
2013-06-19 16:40 分类:记事  阅读:812  作者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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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北京,坐高铁!”湖南人如今去北京,最方便的莫过于坐高铁,原本二十多个小时的旅途,缩短到七八个小时。然而,今年四月我的北京之行,最难忘的还是坐地铁。
  在深圳开往北京西站的和谐号上,刘克明大姐发短信告诉我:她为我们在西单一家宾馆预订了房间,要我们到站后,转乘地铁到灵境胡同,宾馆就在这个地铁附近。我虽然曾在广州坐过几次地铁,但北京的地铁从未坐过。我想起电影《开往春天的地铁》,影片中建斌和小慧夫妇闯荡北京的故事记忆犹新。
  黄昏时分抵达北京西站,我们迫不及待转乘地铁。在地铁车站,拥挤的人群,来来往往,这些陌生面孔,让我想起美国诗人庞德的《在一个地铁车站》:“人群中这些面孔幽灵般显现;湿漉漉的黑色枝条上的许多花瓣。”头回坐上北京地铁,我找到了那种在地下穿行的感觉。地铁,车站,陌生的人流……构成了一种诗意的存在。在我看来,地铁的存在不只是作为交通工具,在某种意义上,它是一个流动的梦想剧场,一个可以暂时安放疲惫身心的屋檐,一条能寄予渴望的时空隧道。
  1986年的某一天,晴空万里,在伦敦地下奔走的人们眼前忽然一亮:当他们到达卡姆登城站之后,惊讶发现超过150首的诗歌刊登在了地铁的舱壁上,有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有济慈的颂诗。诗歌和地铁,这两个包含着隐秘与暧昧的事物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了。他们像一对情投意合的情侣:地铁为诗歌找到一条新的传播途径,诗歌把地铁从普通意义上的交通工具的范畴上剥离开来,变成了诗意的行进。
  地铁不停地奔跑着,窗外飞逝的光线像时间的碎片。每块碎片里,似乎都跳动着来自我生命的暗示——我的身体和灵魂已经在路上。地铁里的面孔虽然都很陌生,但又是那样亲切。他们谁也不会想到,我这个来自南方的小个子,会对拥挤的北京地铁如此钟情。
  我一直对北京充满敬畏,不只是因为它是共和国的心脏,而是这里有古老中国建筑的和精神的精华。但北京的发展实在是太快了,快得来不及思考,快得令人窒息,如同一场灾难。追求物质的人群,踩碎了一切古老的遗存,这里是北京,是开发商的北京,弄潮儿的北京,明星大腕的北京,却独独不是普通百姓的北京,作为文化中心,展现的不是文化,而是财富。北京地铁,这里每日人潮汹涌,一张张面孔写满了真实的北京表情,疲惫而浮躁。
  中途不断有上下地铁的人,熙来攘往。这些人的去向目标很明确,从一个站点到另一个站点,其间的距离便是他们生存的意义。我渴望着有一天,也能坐在周遭贴满诗歌的地铁车厢里,在唐诗宋词的平仄里,在这个古老的国度里穿行。
  那时候,每一趟地铁,都将行进在开往春天的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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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是座阳光充足的城市,即使坐在地铁里,依然能感觉到阳光穿透地面所带来的丝丝暖意。地铁,呼啸的地铁,努力向前奔跑着,像在竭力追寻着什么。
  如果说每个人的远行都非要有个目的,那么我的目的是什么呢?难道仅仅是坐坐地铁吗?
  我为一个文学梦而来。去年秋,我完成了一部长篇纪实小说《血色幽兰》,原本计划今年五六月就可以出版的,由于题材重大,涉及多位开国领袖,中央文献研究室极为慎重,由研究朱德思想生平的两位党史专家负责审核。因而耽误了出版时间。为了定稿,根据中央文献研究室的意见,由刘学民老师负责修改定稿。
  刘学民老师曾任新华社、解放军报社记者、资深编辑、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审、朱德著作研究小组组长,是研究党史、军史与朱德思想生平史的权威专家。
  刘老的情况,是坐地铁时,刘克明大姐告诉我的。大姐是朱德思想生平研究会的常务理事。她的祖母是朱德元帅的胞妹,其父是朱德的外甥,朱德是她的舅爷爷。她五十多岁了,中等个子,穿戴朴素。她是个细心人,考虑到我对北京不熟悉,直接跑到宾馆接我,还给了我一块牌子,说是这几天在北京,不管我坐地铁还是公交车,都可以用它。
  我们一起乘坐地铁去平安里站,出站后赶往中央军委总参谋部的酒店,见到了大名鼎鼎的刘老。初次见面,感觉刘老是个随和的人,毫无专家架子。他先是亲切地询问了我个人的一些情况,随后直奔主题,肯定了《血色幽兰》一书的价值,建议把这部书定位为纪实小说。这就要求主要的事件必须符合真实的历史。刘老在审核这部书稿中,花了两个多月,看了三四遍通稿,对一些不符合史实的地方,或者语言描写不符合历史人物的地方,用铅笔作了改动。刘老说,他八十三岁了,本来不想再接受任何书稿的审核任务,他是出于对毛泽东、朱德、陈毅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敬爱之情,尤其是出于对伍若兰烈士的缅怀之情,才答应为这部书审稿。他劝我不要急于求成,非要马上出版,要细心修改,要慢下来,好书都是精雕细琢出来的。刘老的教诲,给我很深的触动。
  刘克明大姐做东,我们三人一起共进午餐。饭后,大姐带我去中央文献书店,买了一些一般书店见不到的珍贵党史类书籍。和她聊天,感觉很轻松。她主要工作就是研究朱德的思想生平,发表过大量文章。我不知道,今天,还有多少年轻人还会热爱文学艺术?今天,还有多少年轻人能静心看书写作?今天,还有多少年轻人敬仰作家艺术家?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国梦。一个民族的文学艺术不能繁荣,何以谈得上强大。少了文学梦,何以谈得上中国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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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刘克明大姐分别后,我赶往天安门广场,与郑世和、伍天晓、郑长春他们会合,一起去中国人民大学。考虑到坐地铁1号线人太多,我们决定打的去。不料,在大街边等了二十多分钟,等不到一台空车。无奈之下,我们只好钻入地下,乘坐地铁。
  郑长春在自动售票机前买了三张票。北京地铁票价很便宜,单程只要两元钱,足以走遍全城。我是手里拿着“北京通”跟着其他乘客,在验票机上扫描一下,鱼贯地进入了地铁站台。列车停住了,准确无误地车门对着通道门。刹那间无数个车门同时自动打开,里面的人有序地先下,然后外面候车的人则往里一拥而上。
  当人们挤进了车厢,里面已是人头攒动,乘客在车厢里或立或坐或依,有人听着耳机,有人默不出声,有人谈笑风生……地铁车厢留给我的印象是整洁、舒适、高雅,乘客大多也非常注意行为举止的文明。
  地铁也是一个舞台,人生世态在这个世界里尽情演绎。
  黄灯亮起,车门关闭,它就徐徐地启动了,迅速地行进着,犹如离弦的箭迸发向前直冲。人们随之听到了列车风驰电掣的呼啸声。路途虽然比较远,但乘坐地铁还是挺快。坐1号线,再转4号线,半个多小时便到了中国人民大学最近的车站。
  我们此行,目的是拜访伍天晓的姐姐伍德和。九十高龄伍德和老人,精神矍铄,声音洪亮,提及姑妈伍若兰,她就异常激动。她为我们讲述了她小时候从父亲口中听到的关于伍若兰的故事。她说,她看了电影《湘南起义》,很气愤,影片中关于朱德和伍若兰婚姻的剧情,背离了历史的真实。为此她曾打电话给导演,还写信给有关部门反映情况。她年初看了我的书稿,觉得我这部书才客观真实,她曾委托儿子张晶大哥写信给我表示感谢。
  伍德和老人拿出一本红色封面的书,书名《我的父辈(英烈篇)》,是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2011年7月,上海市委宣传部、上海市民政局、新民晚报社联合推出“我的父辈英烈篇”大型征文活动。组委会严格按照民政部的七条标准评定入选对象,最终确定李大钊、叶挺、彭湃、张太雷、左权、彭雪枫、方志敏、刘志丹、杨靖宇、向警予、赵一曼、伍若兰等53位革命烈士入选。为此,上海方面专门派人采访了伍德和老人。这充分表明,党和人民没有忘记伍若兰。
  晚餐后,张晶大哥开车,带我们去空军指挥学院拜访朱德元帅的嫡孙朱和平将军。前不久,朱和平接受北京电视台的专访,回忆爷爷朱德与奶奶伍若兰的情感历程,深情而动人,打动了亿万观众。这也是朱和平将军头一次在公众面前提起“伍若兰奶奶”。可惜,将军出差了,不在北京,我们只好给他留下一封信。
  随后,我打通了朱德元帅的外甥刘建的手机,告诉《血色幽兰》的审稿进展。刘建在中央军委工作,解放军装备技术指挥学院副院长,少将。刘建告诉我,他与郑南东一起在井冈山,参加井冈山朱毛会师纪念活动。我的书稿他早从郑南东处看了,感谢我写了这部书,让世人不忘那段红色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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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天一大早,我坐地铁赶往平安里站,刘克明大姐在站出口等候我了。我们一起去昨天的酒店,与刘学民老师商议书稿的修改。因为昨日有过共同交流,我们很快形成了一致意见。刘老还亲笔给我们耒阳市委党史办领导写了封信,请求市委办全力支持我这部书的出版。上世纪八十年代,当时在《解放军报》任职的刘老多次到过耒阳,市委党史办的领导都与他熟。
  忙完后,正是上午十点。我提出请刘老和刘克明大姐吃饭,可他俩都有要事。送走他俩,我望了望高楼林立的北京大街,突然感觉空虚和茫然,不知道今天该做什么。不由自主掏出手机,翻动滚屏,试图找到一个熟悉的号码,发条短信,表达问候。这个号码应该来自遥远的故乡,与我的血脉相连。可事实是,我所找到的号码却并非来自耒阳,而是来自我现在所置身的这座城市。这个号码在我的手机里一直储藏着,像一个特别的记忆,让人不舍轻易去触碰。
  那是我一个朋友的电话号码。他叫杨枫,吉林省德惠县人,曾担任过教师、县政府办秘书、县文联常务副主席、市作协副主席、印刷厂厂长,五十一岁时独闯北京,创办北京神州雅海文化艺术院任院长至今。多年前,我因为出版一部长篇小说,与他相识。从那时起,我们开始QQ交流,以友相待,却素未谋面。他是个热心人,最近几年,只要有出书的业余作者找我联系书号,我都是找他帮忙。他主编《诗道》、《同窗》、《当代韵文》等多种刊物,每次组稿,都会告诉我,向我约稿。我难得进京,没有理由不去见见他的。我发出一条短信,提出和几个朋友去看望他。
  很快,杨枫大哥回复:“文科,我正在公司,你过来吧,我请你中餐。”
  杨枫住在朝阳区六环和七环相交的区域。乘地铁,转公交车,将近一个小时的行程,让我感觉到北京城市之大。这里虽然远离北京心脏部位,但人口密集,车水马龙,十分繁华。
  杨枫亲自跑到公交车站接我们。他六十开外年纪,个子高大,容光焕发,见了我很开心。他带我参观了他的文化艺术院,满屋书香气,让人陶醉。怀抱杨枫大哥赠送我的十几本书,我脑海冒出一个奇怪的想法:要是在地铁里放些书刊,该多好。可惜,这是不是现实的。阅读是需要慢速度的,需要宁静,高速的地铁,热闹的地铁,奔跑的地铁,怎么适合看书呢?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说(乐)乎。中午时分,杨枫一家在酒店设宴,盛情款待我们。我想,看书会有条件限制,只有欢乐,只有友情,才是没有空间、时间制约的。
  杨枫对我的新书很关注,席间,问及书稿审核情况。他告诉我,中央文献研究室的认真、严格,都是意料之中的,这是对历史的负责,对伟人的负责,更是对读者的负责。
  就在与杨枫聊天时,郑南东打电话来,说他已从井冈山飞回北京,约我去他家一聚。我们便去了南东叔叔家。叔叔拿出陈毅元帅之子陈昊苏先生亲笔为我的新书写的前言。原来,我们是打算找两个人作序一个人题写书名。作序的两个,一个是陈昊苏先生,一个是中央军委总装备部部长张又侠上将。另外请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主任张阳上将题写书名。书稿分别到了三位领导的手中。但党的十八大后,军委出台八不准规定,张又侠和张阳两位将军便没写了。
  这就叫好事多磨吧。
  
  5
  时间仿佛停了一下,在某个柔软的刻度,把我从地铁里抛了出来。
  这是我进京的第四天下午。我从八达岭长城返回,乘坐地铁去宾馆时,坐的是2号线。我从地铁站列表上,意外发现了一个曾经反复出现于我的梦中,被我用心感念并敬畏的地方:地坛。
  早在读初中时,史铁生的一篇名为《我与地坛》的散文,深深打动了我,也让我默默地记住了地坛。那时,我的潜意识告诉我,今生,一定要去地坛走走。没想到,这个梦想直到现在才实现。事隔经年,我竟会伴随一辆地铁潜行的节奏,不经意抵达它的身边,像接近我生命的核。
  时光流年,岁月沧桑。站在地坛的门口,春阳挟带着寒凉浇在我头顶,冷硬却又酥酥的热。北京的四月,依然让人感觉冷。现代社会的商业巨手,把地坛蹂躏得面目全非。惟一给我的温暖,是两只灰色的鸟儿,站在墙沿上,露着红爪子,睁着黑眼睛,迎接着我这个匆匆过客的拜访,华丽的羽毛在春阳下闪着润泽的光芒。
  我终是没有勇气进去,地坛是需要安静的,虽然地坛早已不安静。我下意识朝里望,瞬间,记忆中熟悉的场景重又在我眼前生动起来:史铁生静静坐在轮椅上,摊开的本子置于膝盖,手中的笔不停地在上面抒写着,身旁的树木伸向天空;那个爱唱歌的小伙子在不远处一直唱;一个嗜酒的老头,腰间挂着扁瓷瓶,从他跟前走过;一个漂亮的小女孩,蹲在小路上捡树上掉落的“小灯笼”……
  我甚至幻觉,史铁生慢慢地从地坛里走了出来,一脸的木然。他为什么不开心?他走出了这个园子,也就走出了生命的困惑。难道这就是我需要来到的地方吗?难道我也会想念“地坛”?我再一次问自己。理智告诉我,那个让我尊敬的作家已经到天堂去了。住在天堂的铁生,一定很怀念地坛,他的地坛,北京的地坛。
  转身离开地坛,我走在大街上,裹挟于汹涌人潮中,冷风掀起了我的衣襟,彻骨的凉。“我想,那就不必再去地坛寻找安静,莫如在安静中寻找地坛”“我已不在地坛,地坛在我”。回想铁生说过的话,我深感自己的羞愧和悲哀。史铁生是因为心中有了地坛,才不去寻找地坛。他心中装着一个“地坛”的境界,才有了对生命的热爱,文字的信仰,以及对人生命运的拷问和关怀,对人性的剖析和拯救,对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追求。而我,究竟需要怎样的守望,才能获得内在的安静?
  我惟有老老实实坐在那辆承载了我的过去、还将承载我的未来的“地铁”上,隐忍地,耐心地,沿着我文字所努力探索的方向,继续奔跑。
  
  6
  转眼,在北京呆了六天。
  六天很短,每一天的行程都满满的。六天很快,就像呼啸而过的地铁。故宫博物院、景山公园、天安门、地坛、圆明园、王府井、八达岭长城,都有我留下的足迹。
  临走前,由我的干爹郑世和做东,邀请几位熟悉的开国将军子女,在西单的毛家湾饭店聚餐。参加人员有谭冠三中将之子谭戎生、王紫峰中将之子王京生、郑效峰少将之子郑南东、刘显宜少将之女刘宏林,以及贵州省唯一开国上将杨至成之子杨子江。这些出身名门的红二代,都很率性随和,亲切和蔼。他们都很关注我的的新书,在我写作和修改过程中,提出了很多宝贵的意见。
  席间,聊及北京这些年的变化,大家无不感慨北京地铁发展之快。北京地铁拥有线路二百七十座车站,总里程456公里,单日最高运送乘客突破一千万人次,仅次于上海,跨入了全球城市轨道交通运营规模前三名的行列。北京地铁交错纵横,四通八达,已成为了最快捷的交通工具。设施一条比一条先进,一处比一处健全。只要你花上两元钱,就几乎可以到达任何一个地方,十分便捷,大大地缓解了地面的交通压力。唯一的遗憾,就是北京人口太密集了,地铁因拥挤显得疲惫不堪。
  列车在北京的地下呼啸而过,也在我的心田呼啸。“去北京,坐地铁!”我相信,下次我来的时候,北京地铁会发展得更好。而我脚下的路,会越来越平坦、越来越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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