耒水,湖湘文化的重要源头

朱文科
2014-02-15 18:19   分类:记事   阅读:1708    作者文集


 

    湖湘文化一直是湘人的骄傲。“惟楚有材,于斯为盛。”对楚材的形成,湖湘文化贡献巨大,以致在两宋和清末民国形成两个湖南人才的高潮。

    何谓湖湘文化?湖湘文化是一种地域性的历史文化形态,有着相对稳定的特质以及时空范围。从空间而言,它是指湖南省境内的地域文化。从时间上讲,它是发源于先秦汉晋、孕育于隋唐、成型于两宋、成熟于近现代的一种地域文化。现在很多学者研究湖湘文化,往往从两宋开始,这是有失偏颇的。湖湘文化固然是两宋以后建构,并延续到清末和民国时期,真正成熟为享誉中外的区域文化形态,但是,追根溯源,它发端于唐宋之前的本土文化,是本土文化与南下的中原文化,在长达上千年的融合中,孕育出的独特地域文化形态。著名学者朱汉民认为,湖湘文化的渊源有两个:一是以儒家文化为正统的中原文化,二是以荆楚文化为传统的本土文化。这两个渊源,分别影响着湖湘文化的两个层面。在思想学术层面,中原的儒学是湖湘文化的来源,岳麓书院便是这种正统的象征。在社会心理层面,湖湘的民俗民风、心理性格等,则发源于本土传统文化。这两种文化互相渗透,互相交融,互相影响,最终升华为湖湘文化。

    现在人们提及湖湘文化,必讲岳麓书院。因为,从历史渊源来看,岳麓书院的创建、发展几乎是与湖湘文化的建构同步的。宋朝兴起的理学思潮、中国文化重心的南移以及儒学地域化的出现,促使湖湘文化的形成与崛起。而岳麓书院恰恰是传播理学思潮、儒家文化的主要场所。因此,学术界公认岳麓书院是湖湘文化的“圣殿”,是解答湖湘文化之谜的钥匙。然而,我们研究湖湘文化,不能只是停留于两宋时期,不能只是聚焦于岳麓书院。我们更要从源头上进行解密。其实,湖湘文化是与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的。南下的中原文化便是沿汉水进入湖南境内的。湘江之滨的岳麓书院、石鼓书院,洞庭湖畔的岳阳楼,都是解读湖湘文化的钥匙。如果把湖湘文化比作一条文化的巨流,湘江无疑是干流,而湘江最大最长支流的耒水,同样成为湖湘文化的一个重要源头。

    耒水流域是中国农耕文化的发祥地。耒水古称资兴江,又名耒河,因源于耒山(今汝城县乌龙白骑山)而得名。耒水有两条主要源流:其一为沤江,发源于桂东县北万洋山(石门山);其二为浙水,发源于汝城县南的耒山,二水会于资兴市黄草坪,当地人称东江。东江与程江汇合于永兴而称便江,出永兴后称耒水,西北流,经耒阳、衡南至衡阳市东耒河口入湘江,长453千米,流域面积11783平方公里。耒水流域,包括耒水流经的桂东、汝城、资兴、永兴、耒阳、衡南以及支流流域郴县(今郴州市两个区)、安仁。耒水从远古走来,千年万代,滔滔不绝,它既是一条美丽的自然长河,又是一条圣洁的历史长河,更是一条神圣的文化大河。之所以说神圣,因为中国农耕文化发端于此。《中国神话传说词典》《嘉禾》词条,清李元度重修 《南岳志》 《湘衡稽古》: “今桂阳县北有湛江,其阳有嘉禾县。相传炎帝之世,天降嘉禾,帝拾之以教耕,以其地为仓,后置县因名嘉禾。”又《南岳志》卷十 《湘衡稽古》: “(炎)帝之臣赤制氏作耒耜于郴之耒山。”耒山,在今汝城县内耒水支流浙江河畔。而在湖南最古老的五个县之一的耒阳,神农创耒、神农在耒阳播种五谷、尝百草的传说流传更广。自古至今,全国“嘉禾”县名只有一个,“耒阳”县名也只有一个。而湖湘文化,正是一种以农耕经济为基础的地域文化。没有农耕经济,就没有农耕文化,也就没有湖湘文化,甚至就没有光辉灿烂的中华古文明。

    耒水流域在历史上形成了奇特的贬官文化。古代楚南,虽然号称 “蛮荒之地”,但水路发达,耒水作为湘江的一级支流,是从北方中原通向岭南的水上交通要道,早在周代就通舟楫。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天下,分天下为三十六郡,在湖南置黔中(还有种说法称为洞庭郡)、长沙二郡,当时耒水流域广阔疆域设置为两个县:郴县、耒县,同属长沙郡。西汉时,分长沙南郡为桂阳郡,领县十一个,郡治在郴县。到汉文帝时,郡治移到耒阳县。三国时,耒阳曾为蜀国属地。当时的名士庞统,因长相丑陋,不被刘备器重,贬谪到耒阳担任县令。庞统大材小用,三年不理县事。直到刘备派张飞来督查,庞统把三年的案件三日断完,刘备方知看走了眼,赶紧调庞统任副军师。后来,刘备与孙权划江而治,湘江以西为蜀国,以东为吴国,耒水流域属于吴国。但是,历朝历代被朝廷贬谪的官员,仍然有很多类似庞统的遭遇,被流放到更远的岭南荒僻之地做小官。这些贬官,基本是乘船从湘江入耒水经永兴便江、郴县郴江经过郴州,穿过南岭山脉而到达贬谪之地。这些被贬谪的官员都是一些饱学之士,他们走到哪里,就会在那里从事政治、经济、军事和各种文化的实践活动,并留下许多精神产品,如官衙建构、诗词书画及其他文学作品,对贬谪之地产生潜移默化的重大影响。这种奇特的“贬官文化”或者说 “贬谪文化”,其实带来的就是先进的中原文化,成为孕育湖湘文化的重要基因。据学者统计,仅唐宋时期,经耒水去岭南的朝廷官员和名人学士有200多人,大多数是贬官。当然,也有到耒水流域投亲、任职或者游玩的,杜甫、韩愈、柳宗元、周敦颐、秦少游、王夫之、徐霞客,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留下潇湘去?”他们的作品和思想,或对湖湘文化形成产生了很大影响,或对湖湘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

    耒水流域两位先哲对湖湘文化的形成影响很大。一位是罗含。罗含(292-372),字君章,号富和,东晋耒阳县人。古代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地理学家,被誉为“荆楚之材”、“江左之秀”、东晋第一才子。他出身文化世家,祖父两代均在朝中为官,罗含曾任州主簿、征西参军、郡太守、郎中令、散骑常侍、长沙相等职,加封中散大夫。罗含对古代中国文化的影响,主要是两部书:一部是《湘中记》,又称《湘中山水记》,是东晋地记的代表作,详细记述了湖南的山川、特产、民俗、古迹等,成为后世修志的范本。特别是其中的山水描写,为中国山水散文的开创起着先导作用。一部是《更生论》。这是湖南历史上最早的哲学著作,也是中国古代重要的哲学著作,史称“括囊变化,穷极聚散”。《更生论》全文仅392个字,但阐述了万物更生的原则,规律及其性质,内容和意义都十分深刻。罗含认为“万物有数,天地无穷”, 即认为“天地”是根本、是本原、是主体。“更生”的意思是“新生,重新获得生命”。《更生论》阐述了“更生”是自然变化的规律,有花开就有花落,有日出就有日落,人或动物有死就有生。这是一种变化的观点、发展的观点,是辩证法思想的体现。后世凡是研究佛教、哲学的著作,都提到罗含的《更生论》,包括周敦颐、李商隐、朱熹、王夫之等文化思想大家,都深受其影响。晚唐诗人李商隐《菊》诗:“陶令篱边色,罗含宅里香。”罗含是中国山水散文的创作先驱,陶渊明是山水田园诗歌的鼻祖,都以自己的高尚的人格风范,受到后世的景仰,都以自己的品德、思想和才具,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过深刻的影响,自然深深影响了湖湘文化。

    另一位是周敦颐。周敦颐(1017-1073),字茂叔,北宋时湖南道州人,也就是今天的道县(属于湘南,紧邻耒水流域),(今湖南道县)人,古代著名思想家、哲学家,理学奠基人。周敦颐有个舅父,名叫郑向,衡阳人。八岁时,他曾随母亲在衡阳投奔舅舅。宋真宗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郑向以省元中进士甲科,为大理评事,通判蔡州,后任直史馆修撰,以龙图阁直学士致仕,居衡州西湖凤凰山凤凰山庄。郑向对周敦颐母子十分眷顾,在周敦颐二十岁时,向仁宗皇帝保奏,为他谋到了一个监主薄的职位。周敦颐在任职期间尽心竭力,深得民心。在生活中,周敦颐开始研究《周易》,后来写出了他的重要著作《太极图·易说》。它提出了一个宇宙生成论的体系,阐述其宇宙生成说、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生修养方法等,并提出了一系列理学要领范畴。周敦颐后来调任汝城县令、郴州知军。在任期间,兴学校,劝农商,传播理学思想,政治清明,百业兴隆,民情纯朴,文风鼎盛。他喜欢莲花,在官衙附近辟莲池,种莲花,并著《爱莲说》,颂扬莲花 “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夭”。他离任后,从宋宁宗嘉庆十三年 (1220)起,汝城县先后九次兴建和修葺纪念性建筑物,名为“濂溪先生祠”,传播他的学术思想。清代康熙皇帝称他为“宋代理学之宗祖”。湖湘文化的重要代表人物程颢、程颐、朱熹、黄宗羲、王夫之、曾国藩,无不深受其思想浸润。程颢、程颐还是在郴县,接受周敦颐理学思想启蒙的。湖湘学派的大本营岳麓书院有一楹联这样写道:“吾道南来,原是濂溪一脉;大江东去,无非湘水余波。”这一楹联,上联的意思是湖湘学派与宋明理学鼻祖一脉相承,说明周敦颐在湖湘学派的源头地位。

    耒水流域的蛮夷文化也是湖湘文化的源头。从文脉上讲,湖湘文化继承的春秋战国时代的楚文化,楚文化是湖湘文化的早期母体,而楚文化中的蛮夷文化,是湖湘文化的直接源头。因为耒水流域在春秋战国时属楚,处于楚国之南。这片地域是蛮荒之地,楚人原本是所谓的南蛮,周人管他们叫荆蛮,因为他们远离中原。湖南离得更远,耒水流域的湘南就最偏远,战国时才被楚人占领,算是“蛮中之蛮”。由于楚越文化汇合,形成了独特的蛮夷文化,也称楚南文化,主要体现于性格心理、民俗民风、科技发明以及民间宗教等通俗文化层面。蛮夷文化的精神内核就是“独立,霸蛮,敢为人先”,这种特质是与整个湖南人的特质一脉相承的。他们敢想、敢闯、敢试,敢于“第一个吃螃蟹”。楚亡后,这种精神内核沉淀下来,形成湖南人特别的性格。湖南人是以霸蛮著称于世的。霸蛮者,多半刚勇、耿直、顽强、无畏,敢于牺牲,敢为人先。所以,史上有“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以及“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等说法。值得注意的是,楚人的这种霸蛮,不是野蛮、“蠢蛮”,而是“智蛮”,是讲究理性思考、讲究策略的。他们能分清,什么事情上该霸蛮,什么事情上不该霸蛮。比方东汉,耒水流域的耒阳出了个蔡伦。他只是宫中一个宦官,看到千百年来人们把字写在竹简上,很笨重,就突发奇想,要发明一种简便实用的纸张。蔡伦说干就干,在朝廷的支持下,经过多方摸索、实验,终于造出人类第一张植物纤维纸。造纸术的发明,极大地推动了文化的传播,推动了包括蛮夷文化在内的楚文化与中原文化的融合,对世界文化的传播和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自然,没有这纸张的发明与普及,再先进的学术思想也难以传播,就谈不上湖湘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到唐宋时期,作为南蛮之地的耒水流域,文化教育有了较大发展,官学的设置,书院的兴起,尤其是周敦颐理学思想的创立,加快了湖湘文化的成型。在郴州,各县都建有濂溪书院,传播周敦颐的学术思想。在耒阳,县令朱昂大胆创意,在杜甫墓葬处筑杜陵祠,立杜陵书院,比岳麓书院都早69年。大批文人前来吊唁杜甫,留下很多诗文,丰富了湖湘文化发展内涵。因此,耒水流域尤其是郴州、耒阳,既是湖湘文化发源地之一,又受湖湘文化很大的影响。

    “耒牯子”最能体现湖湘文化特质。这当中,被称为“耒牯子”的耒阳人,最具典型。凡是接触过耒阳人的外人,莫不感叹“耒牯子霸蛮”。为啥?因为耒阳人吃得苦,霸得蛮,耐得烦,了得难,不怕死,不怕鬼,不怕邪,不怕压。耒阳人有句口头禅:“老子不信邪,要死卵朝天,不死变神仙。”正是这股蛮劲,耒阳人无论干什么事,大都不干则已,一干就能干出名堂来。神农创耒,蔡伦造纸,耒阳一手托起了人类两大文明。自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耒阳设县得名至今,历2200多年而未更名,成为湖南五个仅有的古县之一。曾几年,耒阳有好事者建议把耒阳市改名蔡伦市,结果引起讨伐、指责声一片,可见耒牯子的倔强。2006年,笔者在《新耒阳》报发表了一篇随笔《漫谈“耒牯子”》,由此在全市引起一场“‘耒牯子精神’大讨论”,报纸连续刊发不同意见文章20余篇。但是,我们也要清醒认识到,正因为耒牯子性格是霸蛮,这种蛮劲,基本上是用在“武功”上,文脉不是很旺。检索耒阳的历史名人,真正的文人少,文化大家更稀缺,而武将却多,名将也多。耒阳的文化名人,虽然出了个伟人蔡伦,却是以发明著称于世;出了个罗含,却是以哲学思想名垂青史,其文学著作《湘中记》都失传;出了个谷朗,也仅仅是以一块碑刻影响书法界。其余,再勉强计算的话,宋初有官至参知政事的罗庭忠、节度使陈延海,明代有一门三进士的谢文祥、谢谘、谢讷父子,以及胡文璧、曾凤仪、资柏丞等,充其量只能奏个十余人,甚至耒阳历史上没有出一个状元。所以说,耒阳人发明了世上第一张纸,却没有做好纸上的文章。在遗憾之余,我们反思一下,难道不与耒阳地处南蛮之地,不与耒牯子性格有关吗?所幸的是,也耒阳“武脉”相比“文脉”要鼎盛。盛唐,有罗宗广、罗汝翼、罗汝辅三元戎,军功显赫。元朝,罗宗华、罗添爱、邓邦、郭定邦四元帅,南征北战功载史册。清代,建威将军刘厚基为后世楷模。民国时期,耒阳人从政从军者众多,有少将38人,中将8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朱德坐镇耒阳领导了震惊中外的湘南起义,耒阳人打土豪劣绅,分田地,还造出了中共历史上第一张劳动券。有首民谣是这样表述的:“耒阳牯子真大胆,跑到安仁来造反,手里拿把团鱼钻,枞树里面钻个眼(ngàn),打起土豪做鬼喊。”说的就是湘南暴动失败后,近万耒阳人跟随朱德上井冈山,沿途冲锋在前,打杀连天,让土豪劣绅闻风丧胆。这些上井冈山的耒牯子,经过井冈山斗争、中央苏区反围剿、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枪林弹雨里冲锋最前,最不怕死,最后绝大部分血染他乡,壮士一去不复返。这当中,就有朱德的爱妻、巾帼英雄伍若兰,有威震闽赣的三红军军长伍中豪、刘铁超、李天柱,有被王明诬为“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路线”的谢唯俊。到新中国成立,幸存者很少,其中有开国中将谭冠三、王紫峰,少将资凤、郑效峰、刘显宜。耒阳人的这种倔强霸蛮、思变求新、坚毅执著、敢为人先的“耒牯子”精神传统,是耒水流域所有“南蛮”的共同性格,也代表了湖南人的性格,正是湖湘文化的闪光点和核心。

    耒水,是湘南人民的母亲河。它孕育了农耕文化、楚南文化、造纸文化,孕育了湖南最早的哲学思想及理学思想,孕育了“耒牯子”精神,成为湖湘文化的重要源头。而湖湘文化同样滋润出一批耒水流域的优秀儿女,并在近现代(1840-1949)形成一个人才的高峰。政治经济方面,有邓中夏(宜章)、张际春(宜章)、彭儒(宜章)、曾志(宜章)、邓力群(桂东)、宋裕和(汝城)、曾希贤(资兴)、谭政文(资兴)、谢家塘(郴县)、资耀华(耒阳)、伍云甫(耒阳);文学艺术方面,有白薇(资兴)、朱子奇(汝城)、资柏丞(耒阳)、白淑湘(耒阳)、耒阳资家三姐妹(资中筠、资华筠、资民筠)、谭保成(耒阳)、刘己明(耒阳)、谢松泉(耒阳);教育科技方面,有欧阳厚均(安仁)、蒋啸青(耒阳)、黄士衡(郴县)、刘昌孝(永兴县)、李星学(郴县);军事方面人才更众,有黄克诚(永兴)、曾中生(资兴)、邓华(郴县)、萧克(嘉禾)、朱良才(汝城)、李涛(汝城县)、程子楷(资兴)、曹里怀(资兴)、欧阳毅(宜章)、萧新槐(宜章)、唐天际(安仁)、陈光(宜章)、谭冠三(耒阳)、王紫峰(耒阳)、郑效峰(耒阳)、资凤(耒阳)、刘显宜(耒阳)、伍中豪(耒阳)、伍若兰(耒阳)、刘铁超(耒阳)、李天柱(耒阳)、邝鄘(耒阳)、陈奇(桂东)、何昆(永兴)、曹日晖(永兴)。值得指出的是,萧克、陈光、张际春、欧阳毅、邓中夏、彭儒、曾志,这几位的故乡虽然不是耒水流域的,但他们当年是从湘南起义的硝烟中走出,而湘南起义的主战场基本在耒水流域。还有,耒阳资家三姐妹,都只是祖籍耒阳,祖辈父辈是喝耒水长大,很早离开了耒阳,就像后来的著名女作家残雪,虽然没有出生于耒阳,身上流淌的还是耒阳人的血液。但从总体上来看,即使在近现代,耒水流域的杰出人才,依然以政治军事人才占主体,这与整个湖南近现代人才的分布规律类似。这是湖湘文化一个显著的特点。

    每当披衣夜读之时,闻听远处耒水北去的涛声,我心底便不由升起中流击水的豪情。老子、孔子和无数先贤都对水有过赞叹:“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水是天下最柔软的,却又能战胜天下至刚。谁能想到,耒水这样一条普通的小河,会成为湖湘文化的重要源头,甚至推动了中华文明乃至世界文明的进程。湖湘文化继往开来的光荣使命,无疑落在了我们这代人的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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