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口述:我是抗日老兵

朱文科
2014-11-17 10:37 分类:记事  阅读:456  作者文集


(2014年11月15日笔录整理)

 

我叫朱显琪,1928年农历4月初四出生于耒阳县上架下石镜朱家湾。我们朱家,祖籍江西泰和县,明朝后期迁居到湖南永兴县黄泥坳,清初,部分朱族人迁居到永兴县香梅八内塘。清朝中叶,八内塘朱族五房和七房的部分后人,集体迁居到十多里外的耒阳县石镜一带。经过近百年的发展,到民国时期,我们下石镜朱家湾人丁兴旺,有两三百人,成为当地大姓。

我父朱远清,清末秀才,字写得好,还懂风水。我出生时,上有一个姐姐、四个哥哥。家境贫寒,常受本地人的欺负。我大哥朱显义,已经成家,住在那间新盖的土砖屋。二哥朱显礼、三哥朱显荣、四哥朱显金,以及大我六岁的姐姐,都未成年。我们随父母住在阴暗的老屋。父亲专门帮人做工,赚血汗钱支撑这个贫穷的家,母亲含辛茹苦,节衣缩食,把我们带大。由于家境贫寒,我没上过一天学堂,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我五六岁起就随哥哥们帮大人做农活。我还经常帮大哥挑水。大嫂是夏塘人,对我很好。他们生了一个女儿,可惜不到两岁因为出天花死了。后来,大哥和二哥、四哥先后去了广东五岭山区韶关、乐昌、坪石一带做木工。我十二岁开始,随同三哥一起干农活,分担父亲的压力。后来,大哥在乐昌秘密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湘南游击队,专门利用做木工为掩护,为游击队运送枪支和食盐、药品等物资。全面抗战爆发后,国共合作,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军部警卫营,我大哥显义没有去,随同谷子元(后任湘南游击队司令员、湖南省政协副主席)、符香伦等人留在地方,继续从事革命。不料,却让地主陈楚芳的反动民团抓去,枪决于刘家坳上,我大嫂被迫改嫁他乡。

抗日初期,打得很苦,国军伤亡很大,不得不强迫16岁以上的青壮年当兵。保长带人抓壮丁,把三哥显荣抓去当兵,三哥忍受不住对亲人的想念,去了不到三个月,找个机会逃出来,就去了五岭山区学做木工。一年后,他回家过年,又让保长朱文七带人抓去,送部队途中,机灵的他再次趁机逃走,又去了广东乐昌学做木工。保长很生气,按照五丁抽二、三丁抽一的规定,我家必须有个人去当兵,但三个哥哥都躲避在南粤山区,却也无可奈何。他们就把眼光盯向年少的我。我清楚地记得,那是民国二十二年(1943)农历九月二十四的晚上,我与堂兄显疏(显庭的哥哥,现任村支书朱文峰的伯父)在小老背李家湾看影子戏(皮影戏),保长、甲长带了好几个兵丁,围住我俩,用箩筐的绳索把我俩捆住,送到乡公所,强迫我们去当兵。乡长见我只有十五岁,长得瘦,不忍心,就派人先把显疏送到县里(此后就再也没有回来,据说是长沙会战中牺牲了)。乡长要保长带话给我父亲:“朱显琪年纪还小,如果不想让他去前线送死,就花钱买出来。”我听说后,考虑到家里贫寒,拿不出这笔钱,现在小日本占领我们大半个中国,一旦亡国,哪还有我们的家,我还不如主动要求去当兵,一则减轻家里经济负担,二则报效国家和民族。乡长见我态度坚决,就把我送到了耒阳灶市街。

在新兵连驻地西横街,连长为我们新兵体检,我怕他嫌弃年龄不够,故意踮起脚。这个连长惊讶地问我:“别人都是巴不得不去当兵,看你的表现还想去当兵,怎么回事?”我就报告说,我要去打仗,赶走小日本鬼子,报效国家。连长摸了摸我的脑袋,夸我思想觉悟高。当即,我留在新兵连,参加三个月的军训。两个多月后,前方战事吃紧,我们不得不提前结束训练,部队连夜坐火车开拔长沙,准备长沙保卫战。我们这个连,有九十多个新兵,都没有实战经验,听说要打仗,心底难免有些害怕。王班长就在火车上给我们班十个人讲抗日形势,讲大道理,也讲他打仗的经验。火车到湘潭,已天黑,我们住了一晚,第二天中午抵达长沙城区中山路。在中山路,我们过了个紧张的春节。这时是1944年了。当时的长沙,经过三次会战,破坏严重,百业萧条,省会都搬迁到我们耒阳了。但我们国军在薛岳将军的指挥下,始终严守长沙,防范日军卷土重来。

部队在中山路住了两个月。当时日军一号作战在河南打响,随时可能向长沙紧逼,一场大战在所难免。我们接上级指令,在3月开往浏阳金刚集训。我们连队编成运输连,负责送弹药到火线。5月下旬,日军进攻湘北,大会战开始。岳阳失守后,长沙危在旦夕。这时日军3万余人围攻长沙,而我们国军只有一个军守备,就是张德能的第四军,1万多人。造成这个局面的原因,是上级低估了日军的军力,加之小日本吸取了三次大会战失败的教训,采取了新的战法,这场战斗很惨烈。日军飞机、大炮、坦克都出动了。我们运输队来来回回往前线送弹药,很多战友牺牲在敌机轰炸之下。足足打了二十天,我军伤亡惨重,长沙城失守,国军随机备战衡阳。我们也接到支援衡阳的命令,送弹药给衡阳守军及外援部队。蒋介石要方先觉十军死守衡阳。6月下旬日军进攻衡阳。衡阳保卫战打了47日,我十军不足2万人对抗日军4万人,两方进行最为惨烈的一场生死搏斗。在这一个半月里,我们运输连随同兄弟部队不停地往前线送军火,全连一百二十多人,每日扛子弹、挑炮弹,子弹是一人两箱,炮弹是一人两个,不停往返在几十里的山路上,经常遭遇敌机轰炸。很多人牺牲了,受伤了,有的打散了,也有些吃不了这个苦,中途跑了。衡阳会战结束后,全连只剩下我和另外两个士兵。其中一个叫陈克林,是耒阳南阳人,大我五岁。经过这场恶战,他心底很害怕牺牲,就对我说,他早已结婚,上有七八十岁的父母,下有两个儿女,很想回家去,要我也别打仗了,反正部队也没了,不如一起回耒阳。我不肯,觉得已经出来了,当兵了,好男儿宁愿战死疆场也不做逃兵。我就借了一千元钱给他做盘缠,并嘱咐他回去后去朱家湾找下我父亲,报声平安,他千恩万谢去了。多年后我回家,才知道这人根本没有信守承诺,没有给我家人报信。人生在世,不受诚信,是最可耻的。

衡阳保卫战失败后,我与另外六个在外围被打散的国军士兵,看到被鲜血染红的湘江,以及江面上漂浮的战友们的尸体,决定重新找部队,要与小日本战斗到底。我们七个人步行两天一夜,来到湘阴县,遇到国军一个炮兵部队。一个自称连长的军官得知我们是从衡阳败退的,就要我们加入他的部队。但是,我们是步兵,根本不懂炮兵知识,呆了半个多月后,我们觉得还是要找到自己的部队。这个连长就告诉我们,主力部队撤退到江西了。我们就掉头往江西方向走。那时,我们的军装破烂不堪,简直就像乞丐。我们饿了,天气酷热难耐,渴了,喝溪水河水,饿了,吃野果野菜,有时经过村庄,就找农户家讨要一碗饭半碗粥。就这样我们走了三百多里。几天后,我们抵达茶陵县界。这时,我突然得了伤寒病,全身打摆子。于是,那几个士兵继续去江西,我就留在当地部队医院治病。

当时部队医院缺医少药,我住了三个多月都没治好,顶多稳住了病情。眼看就要过春节,医院的一些伤兵劝我安心下来,过完年再做打算。于是,我就拖着病体,在茶陵过完了春节。元宵节后,部队医院要转移到安仁县城。我到安仁县后,想到隔壁就是耒阳,两年多没回家了,也不见家里的消息,不知道双亲怎么样了?哥哥、姐姐们都好吗?我想念得都流泪了,多想会去看望他们。但是,不赶走小日本,我绝不回家,这是我刚当兵时发过誓的。在安仁,我的病情不但没有好转,反而加重了。医院决定,把我们这些重伤病员,花钱请当地民夫抬到几百里外的江西,送到主力部队的后方医院治疗。抬我的两个民夫是安仁人,大约三十出头年纪。他俩抬着我走了七八十里路,来到茫茫群山之中,我听到他俩悄悄商量,干脆把握扔在路边,回家去。我全身软绵绵的,身体虚脱,一旦被丢在这里,喊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还有野狼老虎出入,那就死定了。好男儿理应战死沙场,死在这里不是窝囊得很!我不由得着急起来,就用微弱的声音求他俩不要丢下我,又说我是耒阳的,十五岁就当兵出来打鬼子,要不是病了半年多,早归部队了。大约是被我的话打动了,或者是良心上过不去,他俩一咬牙,还是把我送到了江西省莲花县。那里有家大医院,是国军96军后方医院。这个医院医疗技术较好,药品齐全,不到一个月我的病就好了。就在我准备去南昌寻找部队时,这个医院的刘指导员见我机灵,又是两年的老兵,就留我做他的勤务兵。这时候,日军打过来了,我们医院随96军主力转移到吉安,驻扎了一阵子,主力部队正准备去前线打仗,就得到小日本投降的消息。96军奉命开拔到九江,接受日军一支部队投降。在九江,我和我的战友们怀着对小鬼子的仇恨,对那些不肯投降、顽固到底的鬼子,直接就砍了丢到河里。不久,我们转移南昌,驻扎了两个多月,接到开拔南京的命令。于是,这年冬天再次到九江,坐兵舰开往江苏南京。那时,内战还没爆发,全国军民沉浸在抗日胜利的喜悦之中,打了这么多年的仗,将士们都厌倦了打仗。我们在南京下关过了个平安的春节。期间,我还到秦淮河、夫子庙游玩。也听说了当年日军大屠杀的事情,虽然他们投降了,但小日本带给我们国家的深重灾难,血海深仇,我希望子子孙孙都不要忘记。尤其不要忘记,八年抗战中,不管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的部队,每个牺牲的将士。这些年来,我常常怀念那些早早牺牲的战友,觉得自己还算是幸运的,活到了八十多岁,看到了国家的繁荣昌盛。

部队在南京驻扎三个多月后,国共内战爆发,96军转移到苏州,不久又移防常熟。半年后,重新回防南京。96军事蒋介石的嫡系,蒋介石预感到可能江山不保后,开始转移部分嫡系部队去台湾。1947年3月,刘指导员告诉我,要准备去台湾。临走前,他要送些礼物给南京司令部长官,便委派我代表他送礼。那司令长官是个中将,我忘记名字了,看起来很冷酷。我自报家门,送完礼物,他也不喊我坐,更不喊我吃饭。我有些不高兴,肚子也饿了,起身告别时,就对他说:“报告长官,请您写张收条给我!”这个将军有些意外,这才认真地打量我一下,脸色露出和蔼的神色,问了我一些情况后,当即招呼勤务兵带我去吃饭。

此后,我们后方医院转移到南昌。在南昌,有一次我和两个战友去买东西,正好看到街头有三个军装不整的兵,在调戏一个妇女,我一怒之下,冲了上去,把那一个推倒在地,制止他们的劣行。他们见我多管闲事,就与我打起来。我两个战友也赶来帮忙,他们才灰溜溜走了。刘指导员听说了这事,夸我勇敢,有正义感,爱护老百姓,是个好兵。他是莲花县的,想到马上要去台湾,决定回老家看望亲人,便带了我去。在莲花县,我们在指导员的老家住了三天,看望了他的亲友。返回南昌时,我问指导员是不是要坐火车去广州,再坐飞机去台湾?指导员说是的,而且火车要经过耒阳。我就说,我出来当兵,五年没回家了,这次去台湾,肯定会再难回大陆,能否给我几天假,让我在耒阳下火车,看完父母和哥哥姐姐们,再去广州会合去台湾。指导员同意了,就开了张十天的假条给我,写明十天内必须赶到广州白云机场,向他报到,一起飞台湾。

也许是冥冥之中注定我去不了台湾,也许是亲人的召唤。我从耒阳下火车后,走了七八十里路,赶回家,正遇到父亲病危。二哥显礼、三哥显荣、四哥显金和姐姐、年幼的妹妹都在病床前守着。他们都不知我是死是活,父亲一直在盼我来,不肯咽气。我的回家,无意了却了父亲的心愿,父亲是在心满意足中离开人世的,年仅60岁。棺材停在山上坟墓边,我们兄弟搭帐篷,轮流在山上过夜守孝,守了三个月,才安葬了父亲大人。虽然我没去成台湾,但我心底一辈子感激这个刘指导员,在他身边两年多,我得到他很多的照顾。记得他大我十多岁,是个少将,我想刘指导员早不在人世了吧?

这时,谷子元奉命重组湘南游击队,到处招兵,我想去,但三哥显荣争着要去,我就让他去了,同去的还有村里的朱文昌。他俩去后,担任了谷子元司令员的警卫员。我就跟村里朱显泽的姐夫去广东山区砍树做铁路枕木。工头姓许,永兴县的,很苛刻,小气得很,我怕拿不到工钱,做了半个月就没做了,跑到梅山,找二哥显礼和四哥显金。他俩在那山里做木工。在梅山,遇到我的三伯父,就是朱显祥的父亲,我就跟他做小工,帮当地人起房屋。四哥显金也赶来,做木工。在那里,我做了一年,生活很清苦,但总比呆在家强,因为在家的话,随时可能有乡公所的来抓壮丁。

转眼到了1949年10月,耒阳解放了。谷子元担任了湘南行署专员,分配我三哥显荣去县里公安局任职,有文化的文昌留在行署当秘书。但三哥听说家里在闹土改,斗地主,分田土,就对文昌说,我们回家找那些地主报仇去,在这里上班又没工资的(那时是供给制,每月只有十元补助费)。文昌答应了,两人去找谷子元,把手枪放在桌子上,说要回去分田土。谷子元很生气,说你们革命意志不坚,你两个去了,以后就别找我了。两人决心已定,交回枪支,跑回朱家湾了。

他俩回去后,正成立农会,就参加了农会。我见三哥回来,干脆去了郴州许家洞铁路上做工。不久,上面要求我们开往东北去,我不想再远离故乡了,便回了家。正遇到土改复查,我担任了农会主席。有人做媒,介绍文冲村陈桂兰给我,我们见面都满意对方,于1950年正月结婚。这年冬,生了个女孩,不幸得天花,死了。从此我就安心在家,务农,搞革命。1953年,搞合作社,我担任互助组组长,三哥显荣担任民兵营长。二哥去了坪石做木工,四哥显金则招工到了广东省水电三局。当时国民经济恢复很快,我们搞三个合作社,农业合作社、信用社、供销社,一元钱一股,每个社员都有股份,日子越过越好。1954年参加初级社,我担任社长,后又成立高级社,我担任副社长,显荣任高级社社长。人民公社成立后,我光荣入党,担任大队长。大跃进时期,全国浮夸风,经济受到严重破坏。彭德怀上万言书,遭批斗,全国形势紧张。1959年担任石镜大队总支部书记,下辖两个党支部。显荣担任古楼大队总支部书记。后来,光荣出席省党代会。1960年搞整风运动,又遭遇天灾,老百姓苦不堪言。我和显荣都被打倒了。无官一身轻,我就在家安心种田,平时去石龙里捞虾,每日能捞几斤,一元钱一斤,那时感觉收入还可观的。期间,我还随同公平圩一个叫李百栋的去广州做生意,让他骗走了本钱。我没办法,坐火车到乐昌县坪石镇,找二哥显礼借钱。二哥责骂我一顿,说我怎么就听信陌生人的话,一起去做生意,弄得血本无归的。二哥就借了点钱给我,我去韶关订了一批布匹到耒阳贩卖,赚了一些钱。1966年冬,我们开始修建石龙里水库,当时的书记陈功树、大队长资务则,为了赶工,水库大坝都不牢固,到处渗水。(直到我接任书记后才重新整修好,这是1971年的事情了。)村里的显泽喊我去广东武山做工,我去后不久,就自己包工程做,把妻兄陈正生、老姨谢列朝都带了去,还有个叫许立程的小伙子,拜我为师傅,跟我学泥水、木工。许立程只有十六岁,聪明机灵,喜欢看书写文章,还会画画,我当时看出他不一般,就建议他会去读书。他听了我的话,果然回去了,后来混到郴州市政府秘书长、市委组织部部长、市政协副主席的位置。1968年,我回家做家具,带侄儿朱文周在山上锯树木,让一棵樟树击中脑袋,头皮脱掉大半,眼珠子都冒出来,一身的鲜血。文周哭着送我到公社卫生院,院长文龙光不敢接,只是把我的眼珠子弄进去了,止了血,建议送县人民医院抢救。当时的公社书记室谢志忠,以前跟我在县委党校住一个屋子,听说后,立即请示县委,从县武装部调了台吉普车,紧急送我到县人民医院,经过七天七夜的抢救,把我救活过来。后来,搭帮在县民政局工作的外甥谷国成帮助,这笔医疗费全部由县财政报销了。

1969年,因为我被划为当权派,要批斗我,只好跑到广东做工。1971年冬,组织上找我谈话,要我接任大队党支部书记。我不肯,公社领导说,你莫忘了你的头部受伤,是党组织把你抢救出来的,现在组织上需要你,不服从还不行。就这样,我重新担任了书记职务。上任后,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组织劳力,把石龙里水库重新修好了。后来,公社成立水利部,我调去担任水利部党支部书记,负责全公社水利工程的指挥、督查工作。这个任务完成后,本来组织上要提拔我,解决正式国家干部身份,县委组织部派人考察,发现我的字写得歪歪斜斜,那领导一个劲摇头叹气。我要是小时候读了点书,早就是国家干部了,你们也不会这辈子为了找个工作,经历那么多波折。

我担任大队党支部书记十多年,一直到1985年7月,因为年龄大了,才退下来。这时,我们农村已经分田到户,耒阳改为县级市,划归衡阳市管辖了。我就在退休后,买下了大队部的一间门面,开了家商店,供文科和满香读书。可是,好日子没过上几年,1989年春,妻子陈桂兰因胃癌病逝,年仅59岁。文科和满香也是一个初中没毕业,一个小学没毕业,都休学在家务农。后来,我要文科去了广东学木工,半年后他跑回家,提出要重新读书,我就让他考衡阳成人中专。商店生意清淡,为了解决他的学费,我六十多岁了,跑去给别人学烤胡子酒、米酒,卖酒赚钱供他读书。他中专毕业后,四处流浪,吃了很多苦,我心里很不安,为了他的工作,借钱帮他买城镇户口,找各种关系。好在文科也争气,后来进了市水泥厂当工人,还开了家商店。我就在七十岁那年进城,帮他两口子做生意,照顾店子。后来文科进了交警队,进了公安局,当了公务员,越来越好。冬根也不错,1978年开始当赤足医生,前些年进城开诊所,孙子炎群也有出息,凡凡学习成绩好,不要我操心。大女儿冬香、小女儿满香都进城经商,买了房子,家庭和睦,儿孙满堂。我居住在城里十多年了,晚年过得顺心,子孙们孝顺,这都是我的福气。唯一的遗憾,就是妻子去世早,没有享福。

我一生不喝酒,只喝茶,曾经也吸烟,晚年戒了。饮食上我粗茶淡饭,最喜欢吃粥。现在我87岁了,身体尚健,看书报不用戴眼镜,牙齿只掉了一颗,就是有点耳背。回顾我这一生,历尽很多坎坷,吃了很多苦,但我为人坦诚,热心助人,几十年来帮助过不少人。我也好抱打不平,得罪了一些人。但我最自豪的,还是曾经参加过抗日,为这个国家尽了点力量。后来入党,当了二三十年的基层干部,为党尽心尽力工作,不贪一分钱,坚守了共产党员的廉洁底线,自认为问心无愧。我随时可能离开这个世界,我死后,不要你们大操大办,办个简单的追悼会就行。

 

 

 


  • 匿名

    评论于:2014-11-18 11:21:03

          很有经历的一个老人。大时代背景下的曲折一生,向老人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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