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说隐士

朱文科
2015-02-12 10:38 分类:随笔  阅读:489  作者文集


有位耒阳网友,网名为侠士,引起我对“士”的好奇。今夜翻读北京大学哲学教授王博的演讲稿,算是对“士”有了较深的了解。

何谓“士”?现代汉语词典上有多个解释,包括指未婚的男子、介于大夫和庶民之间的阶层、士人、军人(士兵)、某些技术人员(比如护士)以及对人的美称(女士)等等。我国古代,很多时候把知识分子都称为“士”,比如游士,指的是那些喜欢旅行、奔走于各国家之间以实现自己抱负的人,最著名的游士当属孔子、墨子。还有勇士、壮士、谋士、义士、隐士、武士等等。他们都有自己不同的生活方式,并有一种支撑这种生活方式的价值观念。

对我来说,最感兴趣的还是隐士。提及隐士,人们都会情不自禁想起陶渊明,对那种“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田园隐居生活充满向往。从字面上看,所谓隐士,首先必须是“士”,也就是知识分子,没有文化的人不能称为士。隐士是没有女人的,因为在封建社会时代的女性本来就是隐的,她们没有显的机会。隐士的另一个特征就是隐,他们必须采取隐居的生活方式,否则就不能称为隐士。隐就是隐蔽、隐藏,隐士就是为了某种高尚的目的、自觉把自己隐藏起来的有知识、有德行的人。不仕,不出名,终身在乡村为农民,或遁迹江湖经商,或居于岩穴砍柴。历代都有无数隐居的人,皆不可称为隐士。

其实,我们每个人天生都有隐藏起来的愿望。所有的孩子小时候都爱玩做迷藏或者藏猫的游戏,就是人的隐的天性的表达形式。一个人在成年后,面对生活的负累,常常会不自觉地产生逃避现实环境的念头,人们喜欢旅行也是一种隐的体现,只是时间很短暂罢了。所谓大隐于朝、中隐于市、小隐于野,成为古代隐者的三个层次。但我认为,朝也好,市也罢,身处官场,身处闹市,不可能达到真正的隐的境界。然而,一个人要选择避居深山老林,与世隔绝,是很难做到的,需要借助一定的条件和环境。

我国最早的隐士可以追溯到殷周之际,一个叫伯夷,一个叫叔齐。说起来,这两个人是兄弟,伯夷是大哥,叔齐是三弟。他俩的父亲是孤竹国国君。按理,君位要传给伯夷,但他们的父亲临终前嘱咐君位传给叔齐,叔齐却不同意,坚决要求按规矩让大哥当国君。结果两个人互相推让,都不做国君,让老二占了便宜。最后,伯夷和叔齐就选择离开了这个国家,去西周寻找属于自己的乐土。他们选择了一种逃避的方法来化解冲突,结果还是让他们失望。文王死了,武王顾不上办葬礼就出兵伐纣。他俩觉得武王作为臣子造反是不忠,不顾父亲的葬礼是不孝。极度的失望让他俩作出另外一个选择——隐居避世,在人迹罕至的西山终老一生。《孟子》一书评价他俩是“圣之清者也”。清和浊相对的,在他们看来,世俗的世界太浑浊了,会把自己也染浊,因而选择做了隐士。我们可以想象,可以理解他们骨子里那种孤独感。从伯夷和叔齐的故事里,我们认识到隐士首先是道德高尚的知识分子,士人,为了一些道德的、政治秩序、价值信念方面的理由而选择了逃避。这个正是以后所有的、各种各样类型的隐士逃避的基本理由。

中国古代最著名的隐士是陶渊明,就像元曲里说的:“尽道便休官,林下何曾见?至今寂寞彭泽县。”鲁迅先生历来看不起隐士,但对陶渊明还是挺佩服的,认为“陶渊明先生是我们中国赫赫有名的大隐”。但我却不以为然。陶翁二十出头时开始出仕,之后时仕时隐,隐隐仕仕,且做的都是些小官,直到41岁时才出任彭泽县的县令,想想还是不爽,于是谢任,自此彻底归隐田园。但凡做隐士的人当初没有不想“仕”的,因为“仕”存当时是体现人生价值的唯一途径。想当年姜老太公,七八十了还没有放弃这个追求,天天提溜个渔竿到渭水边琢磨事。还别说,最终还真“钓”出了一番功名。可以说,陶渊明即使晚年隐居田园,内心还是惦记官场的,能算得上第一隐士吗?陶翁有如此美名,皆源于他那首“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诗及《归去来辞》,实在太有名了。

宋朝隐士林逋也有名。林先生倒是未曾做过官,他不屑做官,独自在杭州小孤山上种梅养鹤。揽清风赏明月,宠“梅妻”护“鹤子”,“水清浅处疏影横斜,月黄昏时暗香浮动”,“观庭前花开花落,看天外云卷云舒”,活脱脱一个神仙。只可惜他隐的不是地方,隐在“暖风熏得游人醉”的杭州,能隐得住吗?越隐名气越大,越隐拜访的人越多,最后连皇帝都知道了他,在他死后,赠给他个谥号“和靖先生”。试想,有哪个隐士能像林先生“隐”得这样轰动?

隐士大都先仕而后隐,不然百姓一个,已落至尘埃,何须去隐?唐代山水诗派领军人物孟浩然,刚出道时很清高,就想一生做个“隐士”,漫游江河,放情山水。但他隐着隐着隐不住了。36岁时到洛阳求仕,“居三年无所得”;40岁时,到长安应试,“考试落第,继续谋求仕进”。“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欲济无舟揖,端居耻圣明。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这首《临洞庭》是他献给张九龄的一首“入仕”的“敲门砖”。虽然后几句有些露骨和肉麻,但“敲门砖”都能弄得如此气势磅礴,不让老孟当官简直天理不容,可叹的是,他最终也没有实现自己的夙愿。还有明代第一风流才子唐寅,因为科考遭冤,与官场无缘,年轻时就对人生有了彻悟:“世上钱多赚不尽,朝里官多做不了。官大钱多心转忧,落得自家头白早……”唐寅后来搬进了桃花坞隐居,成了“桃花庵里桃花仙”。“酒醒只在花前坐,酒醉还在花下眠。”“别人笑我忒疯颠,我笑他人看不穿;不见五陵豪杰墓,无花无酒锄作田。”这时的唐寅可以说把花花世界看了个透,按说对名利二字应该很淡然了。但不然,这时皇帝的一个叔叔召唤他,他立马就隐不住了,别妻弃女投靠了王爷。本来想捞个一官半职,没想到王爷只是让他当毛延寿——为送给皇帝的美女们画像。后来王爷造反事发,唐寅差点儿受到牵连,九死一生才逃回桃花坞。这时他才算彻底死了功名之心。唐寅一生虽然形式上没有“隐”,但如果不是“晚节”上的那点瑕疵,倒真不失为一大隐十。

历来学者对隐士都是持反对态度的,认为隐士逃避现实,应负国家衰亡之责。但隐逸者所创造出灿烂丰富的文化却不容否定。而且,隐逸的根源在政治浑浊和强权统治,应该鞭挞的正是这一批独夫民贼和卑鄙之徒。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社会安定、幸福和谐的小康社会,自然不存在有做隐士的理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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