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李东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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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发表于: 2020-04-28

  

  ——兼谈对李白后期诗歌“消极因素”的再认识


  李白在作翰林供奉以前(前期),曾积极地要求出仕,并且想一举而致卿相。但当他真正作了翰林供奉以后(后期),却又积极宣扬遁世思想,并且真正地离朝归隐了。这种处世思想的转变是有一个过程的,是呈现出阶梯性的。而对这个阶梯性转变的过程,历代评论家虽有零星的论及,但不曾有过较系统的分析阐述。再者,一提及李白诗歌的“消极因素”,人们便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他的后期诗作,尤其集中在《将进酒》《行路难》《梦游天姥吟留别》等几篇名作中,而“逃避现实”“思想颓废”又似乎是对李白诗歌“消极因素”的定论。例如,宋代的罗大经曾说李白“不过豪侠使气,狂醉于花月之间耳”[1]。《旧唐书》也说李白“飘然有超世之心”[2]。南宋的李纲也说李白的诗“文而无质”[3]。到了现代,虽然对李白的研究有了很大的进展,但仍把李白的饮酒、游仙看作是“逃避现实”,是“颓废情绪”,是“消极因素”。我认为,这种“定论”还是有再商榷、再认识的必要的。

  本文试图联系李白后期生活的历史背景及诗人的生平行事,通过分析评价同时期的主要诗作,对李白后期处世思想的发展理出一个粗略的线索,并对李白后期诗歌的所谓“消极因素”提出一些异议,以就教于大家。


  一、李白的“伤世”


  唐玄宗李隆基初临朝政时,也曾励精图治,整顿纲纪,促成“开元盛世”。但取得成就之后,便滋长起了骄横和奢侈两大恶性,实行“言莫予违”的独裁统治,使朝政日非。突出表现在:他宠信宦官高力士,疑忌直臣张九龄,重用奸相李林甫。李林甫迎合了玄宗的奢侈心理,阿谀奉迎,媚事左右,嫉贤妒能,杜绝言路,诛逐忠臣,结党营私,闹得民怨沸腾,国无宁日。谏诤之路被断,使玄宗昏聩益甚,导致政弊百出,恶习公行,加速了社会矛盾的激化,“开元之治”也就转向了“天宝之乱”。

  玄宗由明而昏,社会由治到乱,朝政由清明到黑暗。正是在这样的社会政治背景下,天宝初年,李白受道士吴筠的荐引,被唐玄宗召赴长安,供奉翰林。这时,42岁的诗人便自豪地高歌:“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4], 并雄心勃勃地对妻子说:“归来佩带黄金印,莫见苏秦不下机”[5], 满以为可以实现“济苍生”、“安社稷”的抱负了。

  但可惜,玄宗这时已成了一个沉缅于酣歌醉舞之中专事享乐的“逍遥天子”,李白不过作了玄宗樽前花下的一个文学弄臣而已。他当然不甘为这种歌功颂德的御用文人,因而在朝廷上“戏万乘若僚友,视俦列如草芥”[6] 。这种行为自然不为权奸所容,不久便遭到排挤,“丑正同列,害能成谤,格言不入,帝用疏之”[7], 李白开始被唐玄宗疏远了。

  作于入朝后不久的《玉壶吟》《翰林读书言怀》,正是李白当时忧国伤世思想的表现。


  烈士击玉壶,

  壮心惜暮年。

  三杯拂剑舞秋月,

  忽然高吟涕泗涟。

  …………

  君王虽爱蛾眉好,

  无奈宫中妒杀人!


  这首诗是在诉说自己怀才不遇的苦闷和哀伤,也是在为昏暗的朝政而感伤。从这些“伤世”诗中,我们看到了诗人愁锁的双眉,满眼的泪水,听到了诗人的长嘘短叹。这是在抒发他无所作为的苦闷哀愁,是诗人对现实无可奈何的呻吟,它隐喻了朝政的腐朽黑暗,权贵的恣意横行。《翰林读书言怀》一诗写他的孤独和哀伤:“青蝇易相点,白雪难同调。”[8]这两句是说,势利小人一再诽谤诬蔑,自己仍然清高,难以与势利小人同流合污。诗人十分厌恶那些嗡嗡的“青蝇”,但也无可奈何。表现了自己对谗臣的蔑视,道出了诗人感时叹世的内心隐衷。《答高山人兼呈权顾二侯》中的“谗惑英主心,恩疏佞臣计,彷徨庭阙下,叹息光阴逝”,[9]是他在长安两年中苦闷彷徨心情的写照。

  李白这一时期的诗歌多在倾诉自己怀才不遇的孤独和遭权臣嫉恨的苦闷,抒发对朝政腐败黑暗的无奈和哀叹。这些诗歌都说明李白有一颗热切的忧世之心。但是,这一时期的作品哀伤情绪较浓,反抗情绪还不够强烈,可以称之为“伤世”之作。

  “伤世”之作,可以看作是李白诗歌由前期转向后期的过渡时期的作品。“伤世”,是李白后期思想发展的第一个阶梯,继“伤世”之后,李白的诗歌才真正放射出了灿烂的思想火花。


  二、李白的“怨世”


  天宝三年,李白终于不能见容于朝廷,被排挤出了长安。二年宫廷生活的亲身体验,使他目击了上层社会“珠玉买笑歌,糟糠养贤才”[10]的腐朽,使他对最高统治集团内部的互相倾轧有了直接的感触,使他“审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宇大定,四海清一”[11]的政治理想成了泡影。这对夙有报国之志的李白来说,无疑是一个致命的政治打击。这些严酷的政治打击,在强烈地刺激着诗人的神经,在感荡着诗人的心灵。此时的心情,“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12]于是,诗人便托诗以寄怨,大呼人间“行路难”:


  大道如青天,

  我独不得出 。

  羞逐长安社中儿,

  赤鸡白狗赌梨栗。

  弹剑作歌奏苦声,

  曳裾王门不称情。

  淮阴市井笑韩信,

  汉朝公卿忌贾生。

  君不见,

  昔时燕家重郭隗。

  拥彗折节无嫌猜。

  剧辛乐毅感恩分,

  翰肝剖胆效英才。

  昭王白骨萦蔓草,

  谁人更扫黄金台!

  行路难,归去来!

  (《行路难》其二)


  诗人羞于与公子王孙为伍,不愿混迹于斗鸡走狗之市,但又用世无路,报国无门,只好发狂似地呼天唤地以泄怨愤。这正是诗人困于“不生不死”之地时奋力挣扎的大声疾呼。这些作品,正是诗人被迫离开朝廷时思想感情的真实披露。不难发现,“淮阴市井笑韩信,汉朝公卿忌贾生”,已不只是对自己怀才不遇的感叹,而且含有对统治阶级的揭露;诗中已不仅有满腹的牢骚,而且有大胆的抨击。


  金樽清酒斗十千,

  玉盘珍馐值万钱。

  停杯投箸不能食,

  拔剑四顾心茫然。

  欲渡黄河冰塞川,

  将登太行雪满山。

  闲来垂钓碧溪上,

  忽复乘舟梦日边。

  行路难!行路难!

  多歧路,今安在?

  长风破浪会有时,

  直挂云帆济沧海。

  (《行路难》其一)


  面对美酒佳肴,诗人怨气填胸,欲食不能下咽,忽而停杯投箸,拔剑出鞘,茫然四顾,仰天长啸,充满了仕途失意后的无限怅惘和抑郁不平之感。

  这是笔锋犀利的“怨世”之作!

  李白出朝以后写的“怨世”诗与他在朝时写的“伤世”诗相比,显然有着更高的思想价值。这些怨世诗中,已听不到那些不敢放声大哭的抽泣,已看不到那些伤心的泪水,而是以呐喊代替了呻吟。这些诗歌如果和杜甫的那些“温柔敦厚”的讽谏诗相比, 显然具有更加强烈的战斗性;对封建社会的政治统治,也显然具有更加强大的冲击力量,并非“文而无质”。

  相比之下,李白的前期作品,或抒发抱负,或流连山水,或咏史怀古,一般说来感情比较单纯。无论从作品的数量上看,还是从作品的质量上看,前期的创作成就远远不如后期,尤其是缺乏后期作品的深刻和凝重,读起来缺乏冲击力和震撼力。根本原因在于前期的个人抒情还缺乏社会内容。但当时的李白却诗名大盛,名动京师,被召为翰林供奉。在朝中二年及出朝以后的诗歌创作成就卓著,不论从思想上、艺术上都更加成熟,作者却被权贵们排济出朝,不再受到重视,这是什么原因呢?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最高统治者感到了李白后期诗歌对封建政治统治的威慑力量——这恰好是李白后期诗歌具有更高的思想价值的反证。

  “ 怨世”,这是李白后期思想发展的第二个阶梯。


  三、李白的“愤世”


  天宝三年以后,由于唐玄宗骄横固执,忠奸不辨,赏罚谬误,养痈遗患,使朝廷内部忠奸两大势力在力量对比上发生了变化:宦海风险不测,仕途祸福无常;贪官污吏之间,虎视眈眈,尔虞我诈;良将直臣,生死不保,忧谗畏讥;官场上浓血污秽,鬼蜮横行。忠而遭谗者有之,贤而遭戮者有之。诗人置身于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面对这种变幻莫测的政治风云,思从政而不能,欲弃政而不忍;想“兼善天下”,但仕进无路,想“独善其身,又于心不忍;要仗剑逞勇,又无以改变现实处境;不断追求的结果,都是节节失败。这一切,使李白产生了具有时代意义的巨大思想矛盾。压抑不住的强烈激情和胸中积郁,找不到喷发的决口,高压政治又在不断地促使这种矛盾的激化,一旦达到极点,诗人的激情就骤然化为愤怒的烈火迸发出来,其势如岩浆四溅,烈焰炽人:


  弃我去者,

  昨日之日不可留;

  乱我心者,

  今日之日多烦忧。

  长风万里送秋雁,

  对此可以酣高楼。

  蓬莱文章建安骨,

  中间小谢又清发。

  俱怀逸兴壮思飞,

  欲上青天揽明月。

  抽刀断水水更流,

  举杯消愁愁更愁!

  人生在世不称意,

  明朝散发弄扁舟!

  (《宣州谢眺楼饯别校书叔云》)


  郁闷之情在这里是喷薄而出,不可遏止。足见诗人的极度愁苦已难排难解,直似油煎肺腑,火燎肝肠!

  这是声嘶力竭的“愤世”之音!

  诗人怒发冲冠,目眦欲裂;愁丝如水,拔刀难断;胸中块垒,借酒难消。在此难以言状的感情折磨中,不得不以“酣高楼”“弄扁舟”来表示反抗,我们能因此批评诗人的这种“酣高楼”“弄扁舟”是“逃避现实”吗?

  这些诗歌只能说明诗人对现实已经目不忍视,耳下忍闻!李白的“愁”,实在是现实所逼,李白的“烦忧”,实在是时势所迫,李白的“愁” 和“烦忧” 和当时千万个有识之士发生着和谐的共鸣。因此,它是当时的一种社会心理。从这种社会心理中,又折射出了当时的社会现实。诗人愤怒的呐喊声,惊天地,泣鬼神,有着高涨的战斗热情和震撼人心的感染力, 表现了诗人不愿和统治者同流合污的叛逆性格和傲岸精神。从这些呐喊声里,读者看到了诗人淋漓的血泪、喷焰的怒火,读者从中获得的也只有勇气和力量,而不是消极的“颓废情绪”。

  “愤世”,这是李白后期思想发展的第三个阶梯。


  四、李白的“弃世”


  烦忧、愤怒的情绪如果进一步加剧就必然要导致感情的爆炸,导致人的疯狂。现实世界已不能容纳诗人,诗人只有“弃世”而去,走上了“放情纵欲”的道路。

  李白的“纵欲”有两种形式:一是“饮酒”,二是“游仙”。


  君不见,

  黄河之水天上来,

  奔流到海不复回;

  君不见,

  高堂明镜悲白发,

  朝如青丝暮成雪。

  人生得意须尽欢,

  莫使金樽空对月!

  天生我材必有用,

  千金散尽还复来!

  烹羊宰牛且为乐,

  会须一饮三百杯!

  岑夫子,丹丘生,

  将进酒,杯莫停!

  与君歌一曲,

  请君为我倾耳听。

  钟鼓馔玉不足贵,

  但愿长醉不愿醒!

  古来圣贤皆寂寞,

  唯有饮者留其名。

  陈王昔时宴平乐,

  斗酒十千恣欢谑。

  主人何谓言少钱,

  径须沽取对君酌。

  五花马,千金裘,

  呼儿将出换美酒。

  与尔同销万古愁!

  (《将进酒》)


  这是诗人对仕途彻底失望之时的“弃世”宣言! 诗人的五脏六腑都在燃烧着无名的烈火,现实生活把他逼得抓耳挠腮,毛发倒竖。感情的潮水在咆哮,在怒吼!在这种几乎失去理智的精神状态下,什么自然规律, 什么人间礼法,统统被他愤怒的烈火烧成了灰烬!此刻,诗人内心的矛盾已发展到了无可抑制的地步,感情的发展已到了出离愤怒的程度。这些因素与诗人狂放不羁的个性相结合,诗人就只有一条路可走了----放情纵欲。

  这时,诗人胸中的激情如黄河决堤,如烈马脱缰。这时的诗作,奇思涌溢,纵横跌宕,言谈如梦如醉,似傻犹狂:其离奇,想人之所不能想,把自己的思想驰骋于海阔天空;其大胆,说人之所不敢说,有“天子不能屈,四海不足容”[13]的高傲精神,痛快淋漓地借酒醉来怒骂权贵,以求泄愤。这种貌似消极的思想情绪,实质上是对自己怀才见弃的遭遇的愤慨,是对排挤他的“青蝇”们 的抗议。“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愿醒, 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表面上充满着颓废放荡情绪, 细究其主旨,字里行间又显然迸发出鄙夷世俗、蔑视权贵的思想火花。

  应该注意的是,我们从这些作品里看到的诗人形象,是一个受政治迫害的狂士形象,而不是酒鬼赌徒形象! 如果我们用历史的观点看问题,这实在是诗人对当时黑暗的政治统治的一种“反抗形式”,一种特殊的反抗形式! 难道只有号召“揭竿而起”才算反抗吗?难道我们能对这些诗歌中蕴合的对整个封建秩序的大胆否定和强烈抗议的思想内容视而不见、充耳不闻,而一味摇头皱眉斥之为“消极颓废”吗?其实,在这些诗作中,是消极的形式掩盖了积极的思想本质。试想,一个逆来顺受、委曲求全、与世无争的懦夫庸人能谈得上“愤世纵欲”吗?所以,我们应该承认它是一种反抗形式,应该承认这种“一醉累月轻王候”[14]的思想,是有鲜明的积极意义的。

  《梦游天姥吟留别》则是以梦游的形式表达对现实的鄙弃,是“游仙”之作。李白的游仙和他的饮酒一样,是“弃世”的一种形式。

  诗人梦游的境界与现实社会是对立的,所以,他把梦境写得神奇恍惚,是为了反衬现实的肮脏污秽;他把梦境描绘的令人神往,是说明他在现实社会己无法容身;他抒写对奇山异境的热爱,是为了表现对现实的憎恶。只有神游于幻境,才能使自己有片时之畅快。然而,梦,终久不过是梦,最后还是“忽魂悸以魄动,恍惊起而长嗟,唯觉时之枕席,失向来之烟霞”[15],又回到了现实世界,不免发出“世间行乐亦如此,古来万事东流水”[16]的喟叹。梦醒就要置身于现实,一接触现实,烦恼之情又油然而生,顿使诗人如坐针毡,百感不适,只好自我安慰:“别君去兮何时还?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访名山”。[17]这首诗的意思至此似乎已尽,但诗人余怒未消,又忿忿添上两句:“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18]直言不讳地发泄对封建权贵的强烈不满,一吐长安二年的郁闷之气!作者特意用这两句作为这首游仙诗的结尾,是很能说明李白游仙的原因的。

  由此可见,李白的纵欲游仙之作,并不是出于对人生虚无主义的见解,而是专制统治的淫威之下诗人血和泪的迸发;弃世,并不是李白平生的意愿,而是被逼无奈时的一种叛逆性行动。正如他的自我表白:“我本不弃世,世人自弃我”[19]。纵欲游仙,是为了表达自己的反抗情绪,不是在鼓吹人生虚无主义。那么我们为什么要给这些诗句贴上“消极因素”的标签呢?

  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李白的政治抱负,井没有淹没在”金樽清酒”之中。诗人终生为他的政治理想不懈奋斗,得则仰天大笑,失则烦忧痛苦。诗人梦寐以求的还是象吕尚和伊尹那样:“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受命辅弼圣明之君,成就自己的济世宏业。他的理想的火焰并没有熄灭,他坚信“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李白的诗,有一种强烈地希求待时而动的进取精神!

  李白的弃官和陶渊明的弃官,其性质是绝对不同的。陶渊明的弃官是出于对官场生活的厌恶,对田园生活的向往。这从《归去来兮辞》《归园田居》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陶渊明离开官场以后的心情是无比轻松的,对田园生活是由衷热爱的;而李白是被排挤出朝的,他对那些排挤的权贵们是充满了怨恨的,是耿耿于怀的。这从李白离开官场以后写的一系列诗歌中也可以看出来,他对自己被迫离开政治权力中心是充满怨气的,是愤愤不平的。

  李白不仅在他的诗歌中表现他的政治理想,而且在他的实际行动中,也是从不放弃施展政治才能的任何机会的。玄宗宣召,他大笑入京,被逐出朝后隐居庐山时,闻永王磷率军平安史之乱,便又应聘为之幕府,因而获罪;直到临去世的前一年,他还要抱病从戎。这足以证明,李白的处世态度自始至终是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

  名为“弃世”,实为仕途绝望后的“放情纵欲”,这是李白后期思想发展的第四个阶梯。


  五、结    语


  综上所述:天宝之乱,祸及李白,李白作为时代的耳目,亲历了这一时期的血雨腥风;这些现实启示了诗人的感情,感情的驱使,又使他作为时代的喉舌,即事吟诗,来反映这些现实──李白不愧为时代的歌手!我们如果循着诗人“伤世—怨世—愤世—弃世”这一感情发展的轨迹,沿波讨源,去追溯其诗作的社会生活根源,可以发现,李白的感伤、牢骚、愤怒、饮酒、游仙,只能是当时政治迫害的残酷所导致。从李白的后期诗歌中显而易见:他“弹剑作歌奏苦声”的原因,是“曳裾王门不称情”;他“明朝散发弄扁舟”的原因,是“人生在世不称意”;他“归去来”的原因,是“行路难”;他“访名山”的原因,是不愿“摧眉折腰事权贵”。正所谓“饮酒非嗜其酣乐,取其昏以自富;吟诗非事于文律,借其吟以自适;好神仙非慕其轻举,将不可求之事求之。”[20]如果我们只看到诗人要“弄扁舟”,要“归去来”,要“访名山”,而不分析其原因就斥之为“逃避现实”“思想颓废”,那未免太武断了。殊不知,这并非是逃避现实,而是现实把诗人一步一步逼到了这唯一的一条道路上。他的饮酒、游仙,只是他发泄牢骚情绪的一种手段,而不是他的目的。

  同时我还认为,要正确评价一个历史人物,他自己的一些琐碎行事、一时奇想、即兴之言,也是不足为据的。李白确曾说过要作侠客,要作大将,要作高士,要作神仙……这些志向,都可以在他的作品里找到依据;他对古代同一人物的评价,也往往时褒时贬,出尔反尔,这也是不乏其例的。我们不能把这些只言片语孤立起来看待,而应当联系李白的生活背景、联系李白生平行事的主要倾向和思想主流来考察。我认为,要作“辅弼之臣”,就是李白一生行事和思想的轴心。只有抓往了这个轴心,才能抓住李白的思想本质。说李白诗歌中存在着消极的处世思想,这只是对李白的作品作出的浮光掠影的臆断,而未能入象见意,作“去粗存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21]的深入的研究工作。我们不能把诗人的牢骚之词、赌气行为看作诗人思想的本质。所以,李白虽然也曾宣称自己“一生好入名山游”[22],但我觉得,从本质上说,倒不如说他“一生好把功名求”。说李白“飘然有超世之心”,是不符合李白的生活实际和思想实际的。李白的后期诗歌,是李白的政治理想和独特个性与黑暗的现实相撞击时飞迸的火花,也是当时各种尖锐复杂的社会矛盾的集中反映,是“山雨欲来风满楼”景象的形象写照。它能使读者从一个正直诗人借酒浇愁的现象中,自然地推想到李唐王朝的政治腐败。从李白后期诗歌的屏幕上,我们看到了翻腾的时代风云;从李白后期诗歌的琴弦上,我们听到了乱世之民的呻吟和怒吼。这是它的认识价值。再者,从李白愤而为诗的主观意图看,他并不是在宣扬穷奢极欲、醉生梦死的生活方式和人生虚无主义;从这些诗歌的客观效果看,它也并不曾消磨和麻痹人们的斗志。它并不是“麻醉剂”,而是“兴奋剂”。这是它的教育价值。无论从它的认识价值来看,还是从它的教育价值来看,这些诗歌中  都不存在什么“颓废”思想。相反,这些诗歌代表了人民的意志,揭露了统治阶级的腐朽,抨击了唐王朝的黑暗政治,表达了当时人们的反抗情绪,鼓动了人民的斗争精神,倾诉了人民对理想的向往。这才是李白后期诗歌的思想实质。

  如果说,李白由于时代的局限和阶级的局限,不能正确地认识和解释当时黑暗的社会现实,是合乎实际的。如果说李白的思想中和诗歌中存在着消极颓废情绪,则是一种轻率的结论。


  

  注释:

  [1]见宋罗大经《鹤林玉露》卷十八。

  [2]见《旧唐书·文苑列传》。

  [3]见宋李纲《四家诗选后》。

  [4]见李白《南陵别儿童入京》。

  [5]见李白《别内赴征》其二。

  [6]见苏轼《李太白碑阴记》。

  [7]见李阳冰《草堂集序》。

  [8]见李白《翰林读书言怀》。

  [9]见李白《答高山人》。

  [10见李白《古风》第十五首。

  [11]见李白《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

  [12]见钟荣《诗品》

  [13]见王宠《月夜谪仙楼诗》。

  [14]见李白《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

  [15]见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

  [16]见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

  [17]见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

  [18]见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

  [19]见李白《送蔡山人》。

  [20]见范传正《李白墓碑记》。

  [21]见毛泽东《实践论》。

  [22]见李白《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