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李东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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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发表于: 2019-02-14



中国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土壤,滋养了淳朴善良、刚强不屈的中华民族,也孕育了丰富多彩的民间文化。中华民谣,是中华民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收集、整理、研究中华民谣,对于普及民谣知识,繁荣民谣创作,彰显民谣魅力,欣赏民谣艺术,汲取民谣的文化营养,都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中国古代民谣,是中华历史的标本

中华民谣的产生和发展,源远流长。在中国的远古时代,先民们便开始了民谣创作。从周王朝开始,国家就有“采风”之制,有“采诗”之官。统治者也往往通过民谣观察民情,了解民意。当时的周天子还特意微服私访,到民间采风。据《史记?王制》记载:“天子五年一巡狩,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就是说,周天子每五年要到各地视察一次,每到一处,都命采诗官陈述民间的歌谣,并通过这些歌谣来了解民情民意,观察执政得失。似乎周天子也相信,出自山野百姓的民谣所表达的民意,比官员们的“奏章”会更真实一些。

中国的诗歌经典《诗经》产生于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其中的“十五国风”都是通过“采风”得来的。这些民谣民歌从各个侧面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为后人认识了解那个时代提供了原汁原味的史料档案。譬如曾选入中学语文教材的《诗经?伐檀》,就是反映这一时期社会生活的民谣。我们来看第一段:


坎坎伐檀兮,

置之河之干兮。

河水清且涟猗。

不稼不穑,

胡取禾三百廛兮?

不狩不猎,

胡瞻尔庭有县貆兮?

彼君子兮,

不素餐兮!

先秦时期的民谣,由于时代久远,现在读起来似乎有点语言障碍,其实它在当时就是老百姓的口语。

这段民谣的意思就是:

啪啪来把檀树砍,

砍倒的檀树放河边,

河水清清起波澜。

不播种来不收割,

为何三百捆庄稼往家搬?

冬不狩来夜不猎,

为何见你庭院挂猪獾?

那些老爷君子啊,

岂不是白白吃闲饭!

这不就是通俗明白的大白话吗?它真实反映了中国奴隶社会劳动人们的生活状况。那些朴素的语言记述了他们真实的生活,表达了他们朴素的感情。

秦始皇时期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事件就是修筑长城,当时就有民谣《长城歌》反映了这一历史事件:

生男慎莫举,

生女哺用脯。

不见长城下,

尸骸相支柱。

这首民谣的意思是:“如果生了男孩,就不要养活他长大成人;如果生了女孩,要好好地哺育她。你看长城下面那纵横的尸骸,可都是男孩啊。”

从这首民谣的字里行间,我们看到了秦始皇暴政之下修筑长城的民夫尸横遍野的惨像,也听到了老百姓敢怒不敢言的无奈呻吟。

到了汉武帝时期,国家政府还建立了专门的采风机构——“乐府”,并派人到民间收集民歌民谣,经整理加工后就成了流传后代的“汉乐府”诗。汉代以后的民谣,今天读来已经没有什么文字障碍了。

汉朝时任用官员的制度是“察举制”。就是让地方官员了解举荐“贤良方正”之士,主要是举荐“孝廉”和“秀才”,经皇帝“策问”后量才授官。这是我国封建社会吏治的“推荐制”的滥觞。但到后来,举荐权被贵族阶层垄断,举荐者往往只重门第出身,不重真实德才。请看反映这一历史现象的民谣:

举秀才,不知书;

察孝廉,父别居;

寒素清白浊如泥,

高第良将怯如鸡。

这首民谣讽刺了汉朝时期通过察举制举荐的官员名不副实的社会现象:举荐的秀才竟然不知读书,举荐的孝廉竟然与父母别居,举荐的清白之士竟然污浊如泥,举荐的虎门良将竟然胆怯如鸡。

整个北朝的历史几乎与战争相终始,在初期“五胡十六国”的130多年中,战争尤为频繁。北朝民谣《企喻歌》就是对这种境况的反映:

男儿可怜虫,

出门怀死忧。

尸丧狭谷口,

白骨无人收。

这首民谣便是当时各族人民大量死于战乱的历史现实的真实写照。从这首短歌中,我们还可以体会到广大人民的反战厌战情绪。

隋王朝是一个短命的朝代,隋炀帝穷兵黩武,好大喜功,开运河,征辽东,造龙舟,下扬州,奢靡无度,给老百姓带来了极大的灾难。请看这一时期的民谣:

我兄征辽东,

饿死青山下。

今我挽龙舟,

又困隋堤道。

方今天下饥,

路粮无些小。

前去三千程,

此身安可保!

这首民谣的意思是:哥哥被征兵去攻打辽东,我自己则充当隋炀帝下扬州所乘龙舟的纤夫,在运河岸上的隋堤一带滞留。天下百姓忍饥挨饿,难以供给皇家船队一路寄养,不知道自己这一趟千里行程能否活着回来。

这首民谣反映了在隋炀帝横征暴敛之下人民群众的恐惧和担忧。

唐朝末年,关东大旱,官吏横行,导致阶级矛盾尖锐。当时有民谣:

赤日炎炎似火烧,

野田禾稻半枯焦。

农夫心内如汤煮,

公子王孙把扇摇。

这首民谣从唐末一直流传到北宋时期。《水浒传》“智取生辰纲”一回中白胜唱的正是这首民谣。可见这首民谣持久的生命力。

南宋时期,时局动荡。当时金兵大举南下,占领了中国北方的大部分土地。南宋朝廷一味妥协,只图自己的苟且安乐,无意收复失地,致使许多老百姓为躲避战乱而流离失所。当时有民谣:

月儿弯弯照九州,

几家欢乐几家愁。

几家夫妇同罗帐,

几家飘零在外头。

这是南宋初年在江南一带流行的民谣。这首民谣唱出了兵荒马乱时期流落街头的老百姓心中的悲凉和怨愤,也表达了人们对昏庸无能的南宋小朝廷的不满。

元代后期,土地高度集中,贪官污吏贪财好货,掠夺无厌,政府加重税收,搜括民脂民膏,老百姓苦不堪言。当时有民谣:

夺泥燕口,

削铁针头,

刮金佛面细搜求,

无中觅有。

鹌鹑嗉里寻豌豆,

鹭鸶腿上劈精肉,

蚊子腹内刮脂油。

亏你老先生下手!

看,这这首民谣就是老百姓对统治者的直面痛斥!它把统治者对老百姓的剥削比作:在燕子口中夺泥,在针头上削铁,在镀金佛像的脸上刮金,在鹌鹑的胃囊里找豌豆,在鹭鸶鸟的腿上劈肉丝,在蚊子的肚子里刮脂油。可谓入木三分!最后怨愤道:真亏得你老先生能下得了手!从中可见当时官府对人民的盘剥之苛刻,也使人真切感受到了人们对剥削者的切齿痛恨。

明朝末年,明思宗朱由检刚愎自用,自以为是,众叛亲离,国家岌岌可危,李自成乘机起兵灭明,其初颇得百姓拥护。当时有民谣:

杀牛羊,备酒浆,

开了城门迎闯王,

闯王来了不纳粮。

吃他娘,穿她娘,

吃穿不够有闯王。

这首民谣表达了社会下层人民对初期李自成起义军的拥护。但李自成入北京后毫无王者风范的土匪行径,那是老百姓不可预知的。

到了清代中后期,中国封建社会已是日薄西山,气息奄奄,走向穷途末路。官僚机构庞大臃肿,人浮于事,效率低下。例如清朝的内务府,由于无编制限额,所以谁都想往那里安插亲信,结果光是侍候皇帝吃饭、喝茶的六品以上的官员就不下30个。这种局面最后只能导致国家财政经费不足,国库空虚。为了弥补财政的亏空,那就只好加重赋税,盘剥百姓,闹得民不聊生。于是当时就有民谣:

天上星多月不明,

地上坑多路不平。

池中鱼多搅浑水,

世上官多不太平。

这首民谣的前三句是铺垫,最后一句是主题:“世上官多不太平”!这是发自老百姓之口的多么简单朴素的道理!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这是中国社会在政治体制上的一次巨大进步,但是中国老百姓的生存状况并没有多少改变。民国时期,军阀混战,土匪横行,人们在兵荒马乱的岁月里艰难求生。官府对土匪的围剿只是例行公事,甚至相互勾结,兵匪一家。当时有这样的民谣:

兵剿匪,瞎胡闹,

围村庄,放空炮;

百姓哭,土匪笑;

土匪来了吓一跳,

土匪走了兵又闹,

谁人能睡安生觉?

整个民国时期,军阀割据,战乱频仍。为了维持庞大的军费开支,地方军阀及各级地方权力机构大肆搜刮民财。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广大农民和个体手工业者食不果腹,怨声载道:

泥瓦匠,住草房,

纺织的姑娘没衣裳,

卖鞋媳妇赤脚走,

卖盐老婆喝淡汤,

种田的,吃米糠,

磨面的,吃瓜秧,

卖饭的,光闻香,

编席的,睡光床,

卖棺材的死路旁。

这首民谣反映的正是民国时期社会下层劳动人民的生存状况。这说明辛亥革命并没有真正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人民的命运。

 

中华古代民谣浩如烟海,源远流长。收集民谣,就是寻找祖先的声音。研究民谣,就是研究祖先给我们留下了灿烂的文化。中华民谣的精神中,有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从浩瀚的中华民谣所表达的历史回音中,我们既听到了中原民族的耕读之声,也听到了北方民族的丝丝马铃;既听到了巴人的哭泣,也听到了越人的哀叹。中华文明几千年的历史当中,有多少民谣感国运之变化,立时代之潮头,发民众之声音,而留在了一代代人的心灵深处。通过民谣,我们可以管窥历史,洞悉民声。通过民谣,我们可以聆听中国历史前进的足音,感知中华民族的喘息和脉动。中华古代民谣,是中国社会的口头史志,是中华历史最逼真的标本。

二、毛泽东时代的民谣,时代精神的真实记录

要真正理解毛泽东时代,必须联系中国近代史。从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这个封建帝国政治落后,经济衰败,军备废弛,精神颓废,人心涣散,大清帝国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中华民族成了任人宰割的羔羊,中国成为列强瓜分蚕食的猎物,泱泱中华跌落到历史谷底。自此,中国一代代仁人志士为了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不懈奋斗,不屈抗争: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一次次跃起,又一次次跌落,即便是推翻了封建帝制的辛亥革命也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积贫积弱的历史命运,令人扼腕叹息。

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后,中国人民历经数十年的浴血奋战,终于彻底粉碎了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阴谋,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又经过四年的国内革命战争,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民族独立,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这是中华民族的千年盛事!中国人民岂能不欢欣鼓舞!紧接着抗美援朝战争又取得了震撼世界的伟大胜利。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从此开始扬眉吐气,屹立于世界的东方!这时,中国人民对新生的共和国充满希冀,对共产党、毛主席感恩戴德。20世纪50年代初有一首民谣:

糖甜不如蜜,

棉暖不如皮,

爹娘恩情重,

不如毛主席。

这是解放了的中国老百姓对毛主席发自内心的深深感激。毛泽东时代,绝大多数人们对毛泽东主席的崇敬热爱是发自心底的,所以在毛主席逝世时全国人们泪洒山河的局面也是真实的。

向日葵,花儿黄,

朵朵葵花向太阳。

全国人民一条心,

心心向着共产党。

这首民谣反映了上世纪50年代新中国的人民群众对共产党的真诚拥护。

建国初期,共产党高举消灭私有制的旗帜,想尽快建立起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制度。这时党在农村政策主要是进行土地改革,然后是建立互助组,接着又把互助组提升为初级合作社、高级合作社,到1958年,全国纷纷建立了人民公社。人民公社提倡“一大二公”,即公社的规模要大,公有制程度要高。当时人们认为:公有制程度越高,距离共产主义就越近。请看这一时期的民谣:

单干好比独木桥,

走一步来摇三摇;

互助组好比石板桥,

风吹雨打不坚牢;

合作社铁桥虽然好,

人多车稠挤不了;

人民公社是金桥,

通向天堂路一条!

这首民谣反映了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拥护。

从战争创伤中走出来的新中国,一穷二白,满目疮痍,人民的物质生活依旧艰难困苦,但当时的人们却激情飞扬,一路欢歌。整个50年代,是中国人民精神抖擞、热血喷张的时代!当时的中国人民正处于极度亢奋之中,饱受百年蹂躏的中华民族一经翻身解放,就立刻意气风发,斗志昂扬,满怀信心,豪情万丈,并以饱满的政治热情投入到新中国的建设事业。这就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大跃进时期。我们看这一时期的民谣:

月宫装上电话机,

嫦娥悄声问织女,

听说人间大跃进,

你可有心下凡去?

织女含笑把话提:

我和牛郎早商议,

我去纱厂当女工,

他去学开拖拉机。

这些民谣反映了解放初期人民群众对共产党的信任和拥护,也反映了人们渴望为国家建设事业贡献力量的满腔热情。

苦不苦,想想长征两万五;

累不累,想想革命老前辈。

 

吃窝头,就咸菜,

省下钱来买公债。

这些民谣反映的正是新中国50年代老百姓的精神境界!从这些民谣中可以看出,那个时代是个崇尚军人的时代,崇尚英雄的时代,是全国人民都渴望为国家建功立业的时代!这一时期是中华民族自汉唐以来民族自豪感空前振奋、爱国热情空前高涨的时期。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群众迸发出火一样的热情,全身投入社会主义建设,表现出了让世人惊愕的,甚至是不可思议的伟大的奋斗精神。大跃进初期,人们的劳动积极性确实得到了极大提高,生产力得到极大释放,也确实取得了巨大的建设成就。那是一个激情燃烧的年代。建设的速度,非凡的成就,让人们欢欣鼓舞;巨大的热情,冲天的干劲,也让人们忽视了规律。这时,“兴奋得发抖”的共产党人在胜利面前逐渐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开始夸大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于是,豪言壮语铺天盖地,震耳欲聋。请看这一时期的民谣:

让高山低头,

让河水让路!

人有多大胆,

地有多高产!

 

小水车,井上悬,

忽忽拉拉浇菜园。

结个辣椒两丈二,

结个黄瓜三丈三。

结个豆角不算长,

曲曲弯弯顶着天!

 

农村跃进像火箭,

一年赛过几十年!

三山五岳任我搬,

玉皇龙王听使唤。

遍地竖起炼铁炉,

钢水映红半边天。

奇迹是我中国造,

赶英超美我争先。

 

稻谷堆儿摆得圆,

社员堆稻上了天!

撕块白云擦擦汗,

对着太阳抽袋烟!

看,这些民谣正是大跃进时期人民群众高昂的斗志、豪迈的精神的体现,也是当时浮夸风的典型写照。

浮夸风、瞎指挥,使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一度脱离党的实事求是原则,脱离社会生产力的实际发展水平,违背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使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遭受了严重挫折,也导致了1959年到1961年我国三年严重的经济困难。但在这时,一些左倾主义者竟然仍在高喊要“赶英超美”,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而这种“跑步进入”的前奏就是在全国农村设立集体食堂。

设立集体食堂不久,很快就出现了粮食危机,全国陷入了吃树皮、吃野菜的饥荒年代。

五九年,立食堂,

食堂天天喝菜汤。

早上菜汤照人影,

晚上菜汤照月亮。

大人喝得浑身冷,

孩子喝得光尿床。

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都不会否认,这则民谣反映的正是当时的客观现实。

到了60年代的中期,我国的国民经济经过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经济形势有所好转。这时,毛泽东主席意识到中国社会存在着严重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社会正在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党内存在资产阶级的代理人,存在着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当时毛主席正在酝酿一个巨大的政治构想:要把中国建设成一个既有全新的社会制度、又有全新的意识形态的理想的社会主义大同社会。毛泽东主席的这种大胆而浪漫的政治构想遭到了党内外一些“新生的资产阶级”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怀疑、抵制和阻挠。“路线”之争越来越公开化。于是,毛泽东为了廓清前进道路上思想文化障碍和政治路线障碍,就发动了中国史无前例的政治运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在意识形态领域进行的一次充满风险的革命探索,其动机是反修防修。但“文革”开始后不久,就出现了不少难以控制的政治乱象。 文化大革命的主力“红卫兵”们较低的文化素质、幼稚的政治热情以及出于对毛主席朴素的政治崇拜,导致他们喊出了一些荒诞的政治口号,做出了一些荒唐的政治行为。确实使社会上出现了一些恐怖的政治局面。这些都是客观事实。

“文革”期间全社会“以阶级斗争为纲”,强调个人的家庭出身,把人的政治身份分为“红五类”和“黑五类”:革命军人、革命干部、工人、贫农、下中农及其子女属于“红五类”; “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属于黑五类。红五类是革命的动力,黑五类是革命的对象。黑五类分子遭到政治镇压和批斗,黑五类分子的子女也往往遭到政治打击甚至人身摧残。当时有民谣:

龙生龙,凤生凤,

老鼠生来会打洞。

猫生猫,狗生狗,

小偷的儿子三只手。

老子英雄儿好汉,

老子反动儿混蛋。

这首民谣肯定是“红五类”们创作的。他们中的某些人常常以“根正苗红”自居,去围攻揪斗那些 “黑五类”及其子女们。

毋庸讳言,在文化大革命这场疾风暴雨式的政治运动中,确实出现过政治失控的情况。当时,这则戏谑口味的民谣所代表的政治观点曾经使很多“出身不好”的老革命、老干部及知识分子遭到政治迫害和人身迫害,甚至被致残致死。而当时那些唱样板戏的,搞政治宣传的,体育运动员们,却成了政治明星人物,光鲜亮丽,出尽风头。这一时期,老百姓中曾流传一首民谣:

爬雪山,过草地,

不如唱唱样板戏。

吃尽万里长征苦,

不如跳跳芭蕾舞。

俯首甘为孺子牛,

不如打打乒乓球。

这首民谣用幽默的手法,对当时出现的荒诞的政治局面的进行了讽刺。

文化大革命对封建意识和资产阶级思想确实是一次摧枯拉朽的大扫荡,对各级党政干部是一次触及灵魂的大洗礼,但负面效应也是显而易见的。60年代到70年代初,一波又一波的政治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工农业生产,影响到了国民经济的发展。进入70年代以后,我国劳动人民在大跃进时期释放出的那种生产积极性已经到了强弩之末。由于经济管理体制中缺乏激励机制,使得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管理出现了比较严重的疲软无力的局面,一味强调“政治挂帅”所产生的负面作用逐渐显现了出来。多年的“政治神经敏感”与“经济神经麻痹”使各级干部心有余悸,这些都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惰性因素。特别是到了1976年毛泽东主席逝世以后,工农业生产出现了管理体制松散、职工出勤不出力、上班“大呼隆”、生产效率低下、经济增长缓慢的局面。请看这一时期的民谣:

干的累的一身汗,

看的看着不习惯,

干的不睡不吃饭,

看的一旁提意见,

干的出错受埋怨,

看的心理才舒坦。

干的干,看的看,

看的给干的提意见,

提了意见还不算,

藏在暗处放冷箭。

这些民谣反映出当时的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管理体制的弊端已经凸显了出来,它预示着一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已经迫在眉睫。这在意识形态方面为1978年以后的改革开放做了准备。

 

毛泽东时代的将近30年,是新中国成立后感天动地、波澜壮阔的30年,是中国人民物质贫乏而精神高昂的30年。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毛泽东时代倡导的长征精神、上甘岭精神、大庆精神、大寨精神、雷锋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红旗渠精神,成为了一个时代的精神高标!这种精神就是要压倒一切敌人而不被敌人屈服的精神,是英勇顽强、一往无前、百折不挠的精神,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是一个民族自信、自尊、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精神。这种精神至今仍然汩汩涌动于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之中,已经深深扎根于几代中国几代人的内心深处,成为中华民族复兴的巨大精神力量!

毛泽东时代的30年,也是中国人民英勇悲壮的30年。这30年,中国人民曾经历了抗美援朝时期的激昂豪迈,热血沸腾;经历了经济建设时期的筚路蓝缕,艰苦创业;经历了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的缺衣少食,啼饥号寒;经历了一次次政治运动的电闪雷鸣,血雨腥风。这一时期的民谣忠实记录了中国这一段可歌可泣的历史,也忠实记录了中国人民这一时期豪情奔放、慷慨悲壮的时代精神。

三、改革开放40年的民谣,中国社会的晴雨表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重大战略决策,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从此,中国开始进入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

改革之初,首先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分田到户,自主经营,简称“大包干”。实行“大包干”最初几年,多数老百姓真切感受到了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实惠,尝到了包产到户的甜头,所以他们曾发自内心地欢欣鼓舞:

大包干,大包干,

直来直去不拐弯,

这样包上三两年,

又有吃来又有穿。

这个时候,从旧社会过来的一代农民对自己所经历的各个历史时期做了一番回顾:

经过淹,经过旱,

经过蚂蚱滚成蛋,

经过军阀搞混战,

经过鬼子撂炸弹,

经过食堂喝稀饭,

经过文革大批判,

如今才把盛世见,

一天到晚吃白面!

这就是老百姓“论史”的视角!能否吃饱穿暖,这就是老百姓对待历史的评价标准!他们认为,“一天到晚吃白面”就是太平盛世!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在沿海地区出现了“经济特区”,那里的经济体制开始发生更大的变化。这时就有一些老百姓开始感到改革开放似乎“走偏”了,“变味”了。他们对改革中出现的一些新现象看不贯,想不通,于是便有了 “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现象。民众对于改革开放的心态显得复杂起来——既有热情,也有惶惑。于是,就出现了不少的民谣:

先分社,后分队,

一步一步往后退,

一直退到旧社会?

这就是老百姓对改革开放的疑惑和担忧。

一些从战争年代过来的“老革命”到经济特区参观,发现那里又有了“老板”又有了“雇工“,又出现了“高利贷”。他们看到“资本家”又回来了,“剥削”现象又出现了,他们从感情上接受不了。这些老革命从特区参观回来后就哀声长叹:

流血奋斗几十年,

一夜又回解放前!

农村改革之后,接着在城市推行国有企业改革,提倡打破“大锅饭”,砸烂“铁饭碗”,废除“铁交椅”,当时称为“砸三铁”。这些纷至沓来的“新生事物”,顿时使人们眼花缭乱。在国有企业的改革中失去饭碗的下岗职工不免心生怨言:

毛主席给咱铁饭碗,

邓小平给咱钻个眼,

李鹏说“糊住吧”?

胡耀邦说“咱不敢”。

这是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下岗职工们的心声,其中满含丢掉饭碗的失落感。其实,这不仅是对铁饭碗的怀念,也是对国有企业职工哪种“主人翁感”的怀念。

那些在国家行政事业单位上班的普通职工,面对别人很快鼓起来的钱包,感到自己囊中羞涩,颇有无可奈何之感:

发了海边的,

肥了摆摊的,

富了当官的,

苦了上班的。

我们必须强调指出的是: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在基本不触动政治体制的情况下进行的。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的滞后,我国的国企改革过程中和“搞活经济”过程中没有政治体制方面的社会保障和法律法规的配套支持,只能依靠不受约束、不受监督的政治权力的随机运作。不少国企职工为保饭碗而苦苦挣扎,最后仍无奈下岗,商贩们却在“搞活经济”的过程中各显神通。这时,当然也出现了很多市场乱象。在治理这些乱象的过程中也难免有工商、税务、公安、城管等行政执法人员粗暴执法、胡乱罚款的现象。

工人哭,商人笑,

满街都是大盖帽。

穿黑的,穿蓝的,

开口都是要钱的。

这一部分民谣多出现在改革开放初期和中期,从某种程度上说,它反映了改革开放过程中新旧体制的交替、摩擦、冲突,使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出现的一些混乱和失范现象,也反映了人们对于改革开放的困惑和担忧。它作为当时的一种“思想标本”被保存下来,自有其历史价值。

到了80年代中期,虽然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已经有了明显的改观,但是,无庸讳言,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商业活动中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观念迅速侵入意识形态领域,导致拜金主义滋生,社会道德滑坡,社会公德意识日显淡薄,拉关系、走后门等不正之风也悄然兴起,社会风气开始转衰。毛泽东时代树立的雷锋、张思德、老愚公、白求恩等榜样形象在“黑猫白猫”论冲击下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于是,人们开始感叹人心不古,世风日下。

雷锋叔叔不接站了,

张思德同志不烧炭了,

老愚公父子不挑担了,

白求恩大夫出医院了:

都去经商卖旦旦面了。

这些民谣反映了改革开放过程中也在伴生着新的社会问题,这些问题也往往让人们纠结、困惑和迷茫。

1985年,我国的经济体制开始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度。作为过度措施之一,就是在我国实行“价格双轨制”。就是对国企生产的同一产品,计划内部分实行国家定价(平价),计划外部分实行市场调节价(议价)。由于当时商品紧缺,议价就是高价。这时就出现了一些政府官员们利用手中权力“批条子”,把计划内商品批给自己的亲信再高价倒卖出去,俗称 “官倒”。 “官倒”的出现曾经使当时的一些高官及其亲信们大发横财,成为当时老百姓最不满意的社会现象。

老子做官掌大权,

妻子跑路忙不闲,

条子无腿走千里,

公子无本赚大钱。

这首民谣所揭示的正是当时一些高干子弟们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发家致富的轨迹。

当然,这一时期社会风气的转衰决不是单单表现在“官倒”上,而是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的全面转衰,几乎涵盖了各行各业。如这一时期全国到处流传、内容大同小异的《十等公民》便可为一证:

一等公民做高官,

抽了中华品毛尖;

二等公民是官倒,

出了问题有人保;

三等公民搞租赁,

坐在家里拿利润;

四等公民搞承包,

吃喝嫖赌全报销;

五等公民是个体,

骗了老张骗老李;

六等公民大盖帽,

吃了原告吃被告;

七等公民是演员,

扭扭屁股就赚钱;

八等公民手术刀,

划开肚皮要红包;

九等公民交警队,

马路旁边吃社会;

十等公民是园丁,

海参鱿鱼分不清。

这首民谣至今仍在各地区以不同的版本演绎着,它反映了人民群众对行业特权的不满,对社会风气转衰的担忧。

80年代末,又一股新的不正之风——公款吃喝风悄然兴起。这股歪风在短短数年内九横扫中国党政机关和企事业机关团体,在城乡各大酒楼饭店都可看到领导干部公款大吃大喝的身影。全国每年用于公款吃喝的经费高达数千亿人民币。对此,老百姓看在眼里,气在心里。当时有关这方面的民谣数量特别多。

一顿饭吃了一头牛,

一包烟吸了一桶油,

一瓶酒喝掉一头猪,

一屁股坐了一座楼。

酒杯中都是百姓血,

盘子里盛着百姓肉。

这首民谣比较集中地表达了老百姓对于当时领导干部公款吃喝这一不良风气的不满。

到了1989年春,全国人民要求 “反官倒、反腐败”的呼声此起彼伏。在高等院校的青年学生中、知识分子阶层中要求“政治体制改革”和要求“社会机会均等”的呼声越来越强烈,最后竟然把矛头直指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最终导致“六·四”学潮的爆发。

“六·四”学潮,是改革开放40年中的一个重要时间节点。“六·四”学潮被武力镇压后,党中央提出了“稳定压倒一切”的政治口号,这一政治决策使国家政治体制改革一度处于停滞状态。此后,社会舆论和纪检监督机构对公共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功能越来越疲软无力,这在一定程度上对官员腐败起到了“鼓励”和“纵容”作用,官员的贪腐开始肆无忌惮。

人大痴呆傻,

纪委盲聋哑。

政协瞌睡大,

工会光会耍。

这首民谣反映的正是当时党和国家的监督机构对公共权力的监督功能退化、社会舆论的监督疲软无力的状况。

1992年,已经裸退的88岁的前军委主席邓小平到南方巡视,发表重要讲话,其中提出“胆子再大一点,步子再快一点”及“谁不改革谁下台”的猛话,当时影响甚大。

一个老头八十八,

四个书记整掉仨。

还有一个没整掉,

南巡讲话吓一跳。

这首民谣要表达的,就是对小平曾经以军委主席身份凌驾于党中央之上、以枪指挥党的这种政治体制的不满,也是对当时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的一种批评。

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中国国企改革的进程进一步加快。短短数年内,一些政界高官、国企高管及其亲信便抓住了对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进行所有制改革的“大好机遇”,政商勾结,权钱勾结,把国有的土地、工厂、设备、矿山等资源,以“承包”“改制”“转型”“收购”“兼并”等名义,把大量的国有资产和集体资产廉价卖出买入,顺手牵羊化为私有财富,装进自己的腰包。从这一时期开始,以高干子弟及其亲信为主体的中国的权贵利益集团逐渐形成并日益坐大,贫富分化也开始日益凸显。所谓“反腐败”只是喊喊口号而已。

1989年“六·四”学潮之后,中国官场的政治生态开始迅速恶化,官员腐败开始迅速升级。中国经济粗放型发展,社会粗放型管理,基层计生干部、民政干部、工商税务干部粗暴行政,公安、交通等执法人员野蛮执法,以及城管问题、拆迁问题、上访问题的种种社会乱象,都是这一时期社会粗放管理的必然结果。

送过礼,行过贿,

升官路上犯过罪。

徇过私,枉过法,

曾经暗地把人抓。

平过坟,掘过墓,

偷偷打过上访户。

封过门,扒过房,

牵过农民牛和羊。

贪过钱,沾过光,

也和领导分过赃。

造过假,撒过谎,

陪同领导嫖过娼。

这一时期,党政干部队伍中还出现一种弄虚作假之风,并且屡禁不止,成为群众最不满意的社会热点问题之一。造假形形色色:有政府的统计数字造假、企业账目造假,官员政绩造假、人事档案造假……只要官员带头造假,民间造假就会遍地开花。一时,假票据、假学历、假证件、假商标,铺天盖地,作为专门办理假证件的“办证广告”贴满城乡的大街小巷。有个别地区甚至凭借制假售假来拉动经济发展。于是,有关官场造假和民间造假的各种顺口溜便不胫而走。

因为数字能升官,

敢把牛皮吹上天。

别人都夸我也夸,

不吹不夸是傻瓜。

组骗村,村骗乡,

一直骗到党中央。

村骗乡,乡骗县,

一直骗到国务院。

十亿人民都造假,

谁不造假谁犯傻;

十亿人民都在吹,

谁要不吹谁吃亏。

 

假烟假酒假味精,

假医假药假郎中,

假书假画假古董,

假证假票假职称。

1996年,中共十四届六中全会作出决定,对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进行一次以“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为主要内容的党性党风教育。这次为期3年的“三讲”教育活动,其初衷是想在党内进行一次“整风”运动,使官员的腐败有所收敛。但后来逐渐成了官场上人们心照不宣的遮羞布和“面子活”,根本没有起到应有的警示作用。老百姓对党和政府的反腐败失去信心,基本上是从那时开始的。请看这一时期的民谣:

认认真真搞三讲,

轰轰烈烈走过场。

问题出在前三排,

根子还在主席台。

 

老虎作报告,

狐狸拍手笑,

耗子喊口号,

苍蝇戴手铐。

见兔子开枪,

见老虎烧香。

 

贪污腐败陈希同(晨夕同),

反腐倡廉尉建行(未见行)。

这就是老百姓对于中共十八大前所谓“反腐败”政绩的评价!老百姓看得没错:那一时期的反腐败就是“雷声大,雨点小,刮阵风,就拉倒”,没有实质性行动。

缺少监督的官员们肆意妄为,使党风日益败坏。权力寻租现象泛滥,权钱交易、权色交易、跑官要官、买官卖官日益盛行。

要想富,调干部,

光研究,不公布。

吓得干部直尿裤,

天天去跑组织部。

 

不跑不送,听天由命;

光跑不送,原地不动;

又跑又送,提拔重用。

进入新世纪以后,社会不公日益凸显,贫富分化进一步加大,社会下层人民生活压力越来越大。高房价、高学费、高医疗费这些社会问题引发了平民百姓的严重不满。社会底层的老百姓常常以民谣的形式反映生活的艰难。

人空空,钱空空,

孤身苦命在打工;

爱空空,情空空,

夫妻分居想发疯;

事空空,业空空,

想来想去不轻松。

这一时期,社会腐败从官场蔓延开来,如恶性肿瘤细胞迅速扩散到社会各个领域,引起整个社会肌体的溃烂。相当一大批国民没有了信仰,没有了敬畏之心,大家唯一追求和崇拜就是权力和金钱。

党员干部比腐败,

社会关系论帮派,

国有资产赔本卖,

吃喝嫖赌家常菜,

坑蒙拐骗是能耐,

贪得多了跑国外,

见义勇为遭诬赖,

白衣天使良心坏,

房价高得人无奈,

大学毕业去卖菜,

假冒伪劣处处在:

如今社会真不赖!

这些民谣反映了老百姓面对世风日下的无可奈何。

一首首诙谐调侃的民谣,从一个个独特的角度为我们展示出一个纷繁复杂的现实世界。流行的民谣触及到了各个社会阶层和领域,真是形形色色,不胜枚举:有义愤,有企盼,有嘲讽,有劝谏,有调侃,有警示。

中共“十八大”以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掀起中国有史以来最为波澜壮阔的反腐大潮,将成千上万的贪官污吏绳之以法,才遏制了腐败蔓延的势头,并着手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着手修复政治生态和自然生态,着手整饬党风民风,如司法体制改革、纪委监察委巡视制度的改革已经迈开了较大步子。40年来,从来没有见到老百姓像现在这样对“打虎拍蝇”行动这样欢呼雀跃。

中国出了个习大大,

多大的老虎也敢打,

天不怕,地不怕,

老虎苍蝇一起抓!

这首民谣充分反映了新一届党中央铁腕反腐这一伟大的政治决策的大快人心,也反映了老百姓对于对于反腐倡廉的大力支持。

改革开放40年来的民谣,是一幅全方位多角度展示社会生活的语言画卷。在题材上表现社会底层人们的生存状况、价值取向、精神面貌、群体心态、群体意识。它关乎世风民心,传达百姓情绪,包含了丰富的社会内容。它是当代平民情绪的集中宣泄,是时代生活的生动写照,它敏锐而及时地反映当代的现实生活,往往成为社会的“风向标”和“体温表”。它敏锐而及时地“抓拍”了40年来改革开放的一个个瞬间,它记录了40年来我们国家在前进道路上所留下的一个个脚印。它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口头史志和社会标本。我们可以从40年的民谣中触摸到40年来中国社会跳动的脉搏,倾听到40年来发自社会底层的倾诉和呐喊。

通过40年来的民谣我们知道,40年前在中国开始的改革开放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对生产关系变革的必然要求。在当时,广大人民群众对改革开放是拥护的,是兴高采烈地积极投身其中的。但由于政治体制改革屡屡滞后,跟不上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导致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出现一系列问题,老百姓对改革开放也充满了担忧、焦虑、困惑和迷茫。

改革开放是一场巨大的社会变革,40年披荆斩棘,40年砥砺奋进,我们党引领人民绘就了一幅波澜壮阔、气势恢宏的历史画卷,谱写了一曲感天动地、气壮山河的奋斗赞歌。但是,我们必须看到,这场变革在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的同时,也伴生了严重的社会问题,使党和国家出现了深重的社会危机。40年来的改革开放破除一些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障碍,进一步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进一步激发了全社会创造力和活力,但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社会道德体系崩溃,社会价值系统瓦解,也有目共睹。40年改革开放成绩举世瞩目,但引发的问题同样举世震惊。40年改革开放,在取得了惊人的经济成就的同时,也造成了惊人的社会腐败;在取得了巨大的科技进步的同时,也造成了巨大的环境破坏和资源破坏;在收获了极大的物质财富的同时,也造成了极大的道德滑坡和信仰危机。

无视这40年的成就是错误的,但回避这40年存在的问题,同样是错误的。如果说只看到成绩,不看到问题,显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也不符合这40年的历史事实。各种媒体对改革开放的成就的宣传已经汗牛充栋,而对40年改革开放的负面评说,却只散见于民谣中和网络中,官方媒体很少论及。

40年改革开放中出现的严重问题,有些已经显而易见,有些可能在很长时间以后才会显现出来,这可以叫做隐性影响。40年来对政治生态和道德生态的破坏恐怕再用40年也未必能够修复!对此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

其实,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这些社会问题,都与政治体制改革滞后密切相关。改革开放的40年,中国的经济体制经历了一场脱胎换骨的变革,而政治体制的变革则相对滞后。40年改革开放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基本上都是人治色彩浓厚的政治体制和开始市场化的经济体制相结合所产生的怪胎。试想,一个缺少有效监督的权力和一个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理念”相结合,它能结出什么奇葩果子?一个失去了信仰、失去了道德底线的族群一旦与巨额财富相结合,它会结出什么奇葩果子!这应该也是我们今天总结改革开放40年经验教训的一个重要方面。

四、民谣的思想价值:反映现实生活,反映民情民意

民谣,是中国文学史、文化史和思想史上的瑰宝。民谣,是我国平民文化的重要载体。那些流传得越快、传播得越广的民谣,正是那种最准确、最直接表达和反映民众意识及情感的现实之作。如:

50年代的干部,一心为公;

60年代的干部,能打能冲;

70年代的干部,两袖清风;

80年代的干部,下海扑空;

90年代的干部,百万富翁;

新世纪的干部,家如皇宫。

 

往东看,走私轮船正靠岸。

往西看,下岗职工一大片。

往北看,腐败分子正作案。

往南看,宾馆成了妓女院。

民谣之所以有饱满的生命力,就在于民谣都是鲜活的现实生活的再现。民谣中有命运的抗争,有爱的高扬,有激情的喷涌。喜怒哀乐、嬉笑怒骂、忧愤牢骚……千姿百态,摇曳多姿。

别看企业不增收,

领导照样去泡妞。

别看企业欠大债,

领导照样喝茅台。

别看工人像乞丐,

领导照逛新马泰。

别看工人都下岗,

领导年年都得奖。

民谣之所以得到人们的喜爱,其根本原因在于民谣的“人民性”:它的题材来源于街头巷尾、田间地头、茶楼酒肆、机关学校;它产生于民间,流传于民间,发展于民间,成熟于民间。如:

救护车一响,

一头猪白养。

处方单一开,

一亩秧白栽。

生上一场病,

一年地白种。

住上一月院,

一年活白干。

 

十年拼命奔小康

一场大病全泡汤

这些民谣反映的是国计民生,表达的是民情民意。

作为舆论的工具,民谣和官方媒体不同的是:民谣始终采取独立的民间姿态,以独特的民间视角反映出人民大众的生存状况和情感世界。其反应之灵敏,锋芒之锐利,表达之大胆,是任何官方媒体都望尘莫及的。如:

孙中山领了一群流浪汉,

毛泽东领了一群穷光蛋,

邓小平领了一群小商贩,

江泽民领了一群贪污犯。

我们的官方媒体对于涉及国家政治体制、涉及党和国家的领导人的评价这些敏感的政治话题,历来非常谨慎,或者干脆三缄其口。而民谣则不同,它会毫无顾忌地批评时政,它会根据自己的判断,“口无遮拦”地评价党国大政,评议任何领导人。例如这三首民谣显然采取了与官方媒体不同的视觉,运用独特的眼光,公开指出我国当时的监督机制疲软,人大、纪委、政协、工会这些监督机构没能发挥应有的监督作用;也敢于指名道姓地评价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所以我说这些民谣有着与官方媒体不同的独特的思想价值。

当代民谣往往对社会保持着朴素的批判意识,它是平民百姓对世风人心的变化的政治表达,是对社会风气的个性评价。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民谣对各种社会现象作了舆论性的回应,体现了时代主题和时代精神,具有强大的讽喻功能,也有着鲜明的鞭挞政风的警世功能。如:

红了溜须拍马,

奖了弄虚作假,

肥了投机倒把,

苦了奉公守法。

民谣作为一种民俗文学,既有其长,亦有其短:在思想内容方面,有时它对时政的批评痛快淋漓,令人叫绝,有时又明显情绪偏激;民谣的语言尖锐泼辣,幽默活泼,但有时不免油滑庸俗;有些民谣一语既出,一针见血,有些民谣又显然是牢骚之词。如:

主席台上往下看,

腐败分子一大片,

问题出在前三排,

根子还在主席台。

台上坐的是骨干,

作报告的是主犯。

 

清官在戏台,

真理在讲台,

当官靠后台,

发财靠胡来。

这两首民谣就显得有些以偏概全,情绪偏激。

有人认为,民谣的格调较低,缺乏昂扬向上的气息,在内容上多反映社会的阴暗面、消极面,因而断定民谣在政治思想上“不健康”,缺少“正能量”,甚至认为,这些民谣在“攻击诽谤党的领导、抹黑社会主义”,这种批评实在是由于无视民谣特点而导致的对民谣的误解。

历朝历代的民谣都是以鞭挞社会阴暗面为主要思想倾向的。我们应当承认,任何执政党都不可能不犯错,任何社会都存在有“黑暗面”。其实我们应当看到,这些民谣是在“反思执政者曾经走过的弯路”。鉴赏民谣必须从它的“油腔滑调”里看出人民群众关心社会的满腔热情,从它对社会阴暗面、消极面的“调侃”中看出人民群众对社会正义的热切呼唤,从而感受到它的正能量。民谣中确实有牢骚,甚至有谩骂,但这种牢骚和谩骂却是“屈子之骚”,“焦大之骂”,其动机仍是为了“楚国”和“贾府”。例如有一首仿李清照《如梦令》的民谣:

今夜谈笑声骤,

满桌剩菜残酒。

试问座中人,  

却道报销依旧。

知否?知否?  

应是官肥民瘦。

这首民谣在对公款吃喝进行批判讽刺的背后,是对党风政风的深深忧虑。

民谣反映了弱势群体的心声,也可以反映出弱势群体的身份特征和阶层特征。民谣作为百姓的口头语言创作,难免有些粗俗的语言,尽管如此,它最终要告诉人们的仍是健康向上的观点;它让人们先顺耳听进去,然后再回味其中哲理。它的魅力或者讽刺力就在其中的直中有隐、俗中有雅。

理发变成按摩,

游戏变成赌博。

开会变成旅游,

检查变成吃喝。

秘书变成情人,

宾馆变成窑窝。

乌纱变成商品,

糊弄变成开拓。

纳税变成傻帽,

老实变成过错。

骗子变成大款,

妓女变成富婆。

民谣,作为中国民间文化或者民间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掺杂了诸多粗俗的糟粕,似乎难以登上大雅之堂。其实,反过来看,这种“粗”与“俗”或许正是民谣几千年来生生不息而且愈加风风火火的原因之一。如:

下岗女工擦干泪,

昂首走进夜总会;

三步四步全学会,

陪酒陪舞又陪睡;

工作起来又不累,

收入翻了好几倍!

谁说妇女没地位?

昨晚还陪局长睡!

 

一不偷,二不抢,

一心拥护共产党;

不上访,不捣乱,

下岗女工要吃饭;

不集资,不贷款,

拉动内需促发展;

不征地,不建房,

工作只要一张床;

不用水,不用电,

自带设备自己干;

不生女,不生男,

不给国家找麻烦;

无噪音,无污染,

废水只有一点点。

这两首民谣尽管存在着以偏概全、言辞过激、语言粗俗等现象,但就整体而言,它质朴、率真,体现了底层社会人民大众的语言风貌。

万里长城万里长,

烈日炎炎心中凉。

工资好比眉毛短,

物价犹如头发长。

遥望楼盘空幻想,

一年能买几平方?

财政气粗是大爷,

银行有奶就是娘。

管土地的是霸王,

工商税务大灰狼。

电老虎,水阎王,

白衣使者黑心肠。

当官的,光贪赃;

掌权的,没天良。

苦了十亿老百姓,

富了一群白眼狼!

如果我们对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血淋淋的事实视而不见,对民众的疾苦无动于衷,如果没有对人民命运的终极关怀,没有了对天下生灵的忧患意识,如果我们对老百姓的看病难,买房难,办事难,上学难这些民生问题不闻不问,那么,我们创作的作品就难以得到人民大众的认同。疏远人民的艺术,必然被人民所疏远。这是再明白不过的道理了。请看我们的民谣是如何反应我们的民生问题的:

教育,把你父母逼疯,

住房,把你腰包掏空,

医疗,为你提前送终。

民谣之所以得到人们的喜爱,其根本原因在于民谣的“人民性”。反映的是国计民生,表达的是民情民意。因而也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

民谣,是“民”的大众性与“谣”的通俗性的有机统一。它具有广泛的社会性、深刻的思想性。它针砭时弊时往往一针见血。

好人不香,坏人不臭,

没有先进,没有落后。

 

主席台上往下看,

腐败分子一大片。

大礼堂里去开会,

腐败分子排成队。

要写出人民的心声,需要作者自己的心脏和老百姓的心脏同频率地跳动。我们的新诗要振兴,恐怕还得继承民谣民歌的这一优秀传统。

不能真正深入人民精神世界的作品,是不能触及人的灵魂、引起人民思想共鸣的。人民群众的生活和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是民谣创作的源头活水。民谣在广大劳动群众的底层有其最深厚的根基。它表达了群众的感情、思想和意志。请看反映基层普通公务员生活的民谣:

满腔热血,投身社会;

摸爬滚打,终日疲惫;

低三下四,谋取地位;

磕头作揖,寻找机会;

常年奔波,受人支配;

收入可怜,啥都嫌贵;

有用本事,已经作废;

不学无术,只会开会;

苟且偷生,如此狼狈;

混到退休,啥也不会。

优秀的文学作品都是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一切轰动当时、传之后世的文学作品,反映的都是时代要求和人民心声。我国久传不息的名篇佳作都充满着对人民命运的悲悯、对人民悲欢的关切,对人民情怀的彰显。

民谣创作对于当代文学创作有一个重要启示:作家和诗人要虚心向人民学习、向生活学习,从人民的伟大实践和丰富多彩的生活中汲取营养,不断进行生活和艺术的积累,要始终把人民的冷暖放在心中,自觉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把人民的喜怒哀乐倾注在自己的笔端。文艺创作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关在象牙塔里不会有持久的文艺灵感和创作激情。

民谣得到人民大众的热爱,是因为民谣创作者的身后,总有一个割之不断、拂之不去的若隐若现的“民间”。无论任何作品,当它与时代生活无关、与人民大众的疼痒无关、不能表达大众情绪的时候,也就是它走向坟墓的时候。中国民谣之所以能长期繁荣,原因就在于它生存于民众之中,中国新诗的枯萎就在于那些只会玩弄文字技巧而无民间生活体验的人把它玩残了。

民谣的创作者们,眼前奔涌的是时代风云,耳畔轰鸣的是时代波涛,他们时刻感受着时代潮流的涌动,触摸着时代跳动的脉搏,所以他们才能创作出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民谣。

文章合为事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文艺只有植根现实生活、扎根人民大众,紧跟时代潮流,才能发展繁荣,才能流传久远。这是民谣提供给作家和诗人们的最经典的创作经验。

 

五、民谣独特的表达艺术:直率、朴实、幽默、调侃

中华民谣之所以能够“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有着巨大的生命力,除了它的思想内容植根现实生活、扎根人民大众之外,还在于它具有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独特的表达艺术。

直率与朴实,是民谣突出的表达特点之一。民谣的感情表达或见解表达往往真诚,真实,真挚,单纯朴实,简单爽快,直截了当,直言不讳,直抒己见,没有顾忌,不扭捏作态,不拐弯抹角。

譬如民谣中的爱情表达,往往纯真朴实。

 南北朝时期“古诗十九首”其实就是当时的民谣。其中的《上邪》就是表达爱情的。

上邪!我欲与君相知,

长命无绝衰!

山无棱,江水为绝,

冬雷震震,夏雨雪,

天地合, 乃敢与君绝!

等到高山无棱、江河断绝、冬天打雷、夏天降雪、天地合拢,我才会与君断绝爱情。这是何等的海誓山盟!

再看清代民谣《喜只喜的》:

喜只喜的今宵夜,

怕只怕的明日离别。

离别后,相逢不知哪一夜!

听了听,鼓打三更交半夜,

月照纱窗,影儿西斜,

恨不能双手托住天边月!

怨老天,为何闰月不闰夜?

这里描写的是一对恋人在离别前一天夜里的心理。“离别后,相逢不知哪一夜!”一个“夜”字,用得相当精准!“恨不能双手托住天边月”,这种大胆的妄想中饱含着多么真挚的感情!“怨老天,为何闰月不闰夜”,这种看似非理性的埋怨中寄托着多少缠绵的风情!这些直露的心情表白,将恋人间依依难舍之情表达的淋漓尽致。

我们再看清代的三首表达爱情的民谣:       

不图房子不图地,

只图嫁个好女婿。

挎个篮子要饭吃,

看他两眼也如意。

 

妹爱哥哥发了疯,

妹妹不嫌哥哥穷。

只要哥哥对俺好,

不穿棉衣过三冬!

 

连就连,连就连,

俺俩相约到百年。

哪个九十七岁死,

奈何桥上等三年!

我们看这些民谣中的爱情表达是多么的率真!多么的热烈!多么的朴实!多么的直白!多么的令人感动!而我们在一些新诗中看到的爱情表达却常常是扭捏作态,矫揉造作,常常是搜肠刮肚地去寻章摘句,但仍然缺乏感人的力量。

民谣所蕴含的审美形式值得我们去关注和研究。例如民谣的押韵形式与格律诗的押韵形式显然不同:格律诗每句最后一个字的声调讲究平仄相间,即上句最末一字如果是仄声字,则下句最末一字一定是平声字,如此才能构成抑扬顿挫。而民谣的押韵则显然不同。如:

豪华轿车到处转,

里边坐个贪污犯,

先枪毙,后审判,

保证不出冤假案!

这首民谣中押韵的四个字“转、犯、判、案”的声调全是去声(四声)字。四个相同声调的字一押到底!

再如:

红中磨成白板了,

酒盅换成大碗了,

骗子成了大款了,

妓女住进宾馆了,

送礼变成送款了,

票子买到大权了,

新闻联播高喊了:

社会风气好转了!

这首民谣中押韵的八个字“板、碗、款、馆、款、权、喊、转”的声调都是上声(三声)字,八个相同声调的字一押到底!并且押韵的字并不是句末一字。

这里说的就是,民谣的押韵往往是同一声调一押到底。不求平仄相对,很像“快板书”的押韵形式。这种押韵形式上的“直”很好地服务了内容的“直”和情感的“直”。这种“直来直去”的押韵方式很容易被老百姓接受。押韵的字不一定是句末一字,更显得押韵的灵活性。这些都是与格律诗完全不同的。

民谣的语言特色常常表现为自然朴实,通俗直白,但直白又不乏幽默,通俗又不乏诙谐,因而易于口头传播。例如有一首《教师不值钱》民谣:

教师象把盐,

味道有点咸,

家家离不了,

就是不值钱。

这首民谣幽默又不无深刻,诙谐却并不流俗,以轻松的形式,道出严肃的思考,做到了雅俗共赏。所以这首民谣特别容易记忆,特别易于口头传播。这种看似毫无技巧的语言表达形式显示了创作者大巧如拙的幽默与智慧。

零岁出场亮相,

十岁天天向上,

二十春心荡漾,

三十基本定向,

四十蒸蒸日上,

五十开始发胖,

六十告老还乡,

七十打打麻将,

八十晒晒太阳,

九十躺在床上,

百岁挂在墙上。

这首民谣从字面看来,无非是对人生各个阶段的景况的客观描述,其中似乎并没有感情、态度与观点,但我们仔细琢磨,便可感觉到其中旷达的人生态度。

民谣中不仅有对社会政治话题的严肃评论,也有对民间日常生活话题的诙谐表达。其后者往往会显得更加幽默活泼。例如有一首名为《听说工资要涨了》的民谣:

听说工资要涨了,

心里更加爱党了,

能给孩子奖赏了,

见到老婆敢嚷了,

敢吃海鲜鹅掌了,

闲时敢逛商场了,

见到美女心痒了,

结果物价又涨了。

一切都他妈白想了!

这首民谣的语言活泼俏皮,以独有的机智与幽默,令人感受着寓深于浅、寓庄于谐的特有的艺术魅力。

民谣中的讽刺手法的运用非常普遍,其讽刺的对象形形色色、五花八门,不仅有贪官污吏、黑恶势力,也有其他城乡社会消极现象。譬如那些令人讨厌的懒汉、好吃懒做的婆娘、借钱不还的老赖等,也常成为民谣讽刺的对象。

例如有一首名为《男人的理想》的民谣;

天上纷纷掉钞票,

屋里挂满乌纱帽,

天下美女任我要,

不用干活光睡觉。

这首民谣是讽刺那些不愿辛勤劳动、光想不劳而获的懒汉的。它以幽默的语言风格批评了社会上的一些人的消极落后的生活态度。

还有一首民谣是讽刺懒媳妇的:

媳妇懒,不刷碗,

撂到当院叫狗舔。

狗不舔,

拽住狗耳朵打狗脸。

一边打,一边喊:

“我叫你懒!

“我叫你懒! ”

这首民谣选取了一个特殊的生活细节加以艺术提炼,巧妙地运用了夸张、幽默的手法,调侃嘲讽了那些好吃懒做的婆娘。其讽刺的艺术效果入木三分,绝非一般的文学作品所能企及,从中彰显了民谣的艺术魅力。

生活孕育民谣,民谣源于生活;民谣艺术来自于人民群众的智慧;人民群众的智慧催生了民谣艺术。民谣的语言风格率真、单纯、质朴、刚健、清新,句子可长可短,句式可整可散,风格幽默风趣,形式自由,无拘无束。

民谣,以它特有的形式毫无障碍地进入了人们的精神世界,触及人们的灵魂,引起人们的思想共鸣,它讲的是老百姓的故事,传达的是老百姓的声音,阐发的是老百姓的精神,体现的是老百姓的智慧,展现的是老百姓的风貌。这些“百姓情怀”正是值得我们作家和诗人们认真借鉴的。

我们完全有理由说:民谣中蕴藏着丰富的艺术矿藏,民谣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语言艺术宝库,民谣是中华民间文化大花园中的一枝摇曳多姿的奇葩!